编者按：陈绩彰校友毕业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年过古稀的他，在家乡赜养天年。当收到约稿任务后，他说，母校的培育，为我一生事业打下牢固的基础；母校培育之情，我牢记在心。怀着一颗报恩之心，他不但欣然命笔，用自己的亲身体会与业务成绩，作为献给母校建校六十周年有礼物，还乘车专程将本稿送回海口。
本人1956年海南侨中初中毕业时，班主任对我说：“绩彰同学，鉴于你的学习成绩，学校准备保送你继续读高中，本人意见怎样？”我回答道：“谢谢学校的关怀！但我家庭经济情况不允许我读高中、念大学……”。
过后，我自己决定报考海南卫生学校（即海南医专的前身），并如愿被录取。但我将此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流着眼泪说：“仔啊！家里哪有钱给你读书，还是找份工作做糊口吧！”。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三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十多年来用她柔弱的肩膀挑起全家的重担。我理解母亲的苦衷，但又不甘心从此失学。就在报告入学日期临近之时，瞒着母亲，我一个人跑到学校报到处咨询。
当了解了在海南卫生学校读书学费免费甚至伙食费也免费时，我欣喜若狂的跑回家。母亲知道此消息，也很高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咱穷人家孩子能考上这样的学校，政府给学生这么好的照顾，真该谢天谢地！你到学校要尊敬老师、专心学习，学好本事，将来好好做人！”。
同班同学大多是工农子弟，思想纯朴，同学相处十分融洽，也非常自学遵守学校纪律。上课前，同学们都提前走进课堂，端端正正坐好迎接老师上课，很少有人迟到早退，晚上都集中晚修。大家都在埋头认真复习与预习功课，教室里可谓鸦雀无声。
虽然当时的教学设备非常简陋，但在我的记忆中，老师备课相当认真，讲理论课时注意深入浅出，易懂容记。上实验课时，因为老师准备的标本较充足，示教用的仪器试剂较齐全，加上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较浓，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效果显著。比如，原虫标本、线虫标本，只要在实验课时认真看几次，注意其形态特征，便可终生难忘。
时值“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年代，考试也是学习苏联的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因为学习干劲足、学习风气浓，无论哪门学科，无论期考还是段考，80%以上同学得五分，很少有人不及格。
几年的学习生活中，老师的教诲很多，其中：“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只要地你认真学习，认真实践，即使身处艰难困苦的环境，只要脚踏实干，就一定能干出成绩！”——成为鞭策终生的座右铭。
1958年，学校在中专部基础上办起海南医学专科学校，与此同时，全岛有十个县办起卫生学校。当年毕业的我，留校任中级部寄生虫学教师。不久，又让我在职参加海南医专师资专科班学习一年。在此期间，既授中级部寄生虫学课程，又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还在职跟班学习……正值豆蔻年华的我，满怀激情全身心投入紧张忙碌的学习与工作中。
1961年，学校为了进一步提高我的寄生虫学理论与实验技能，选送我到广东省干部进修学院参加该学院举办的微生物与寄生虫学师资班学习。为了不辜负学校对我的栽培，我学习更加勤奋，这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
一年的进修转瞬即逝，我又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没过多久，学校人事科负责同志找我谈话：“陈老师，考虑到目前学校招生受限，学校决定调整部分教师工作。你的工作也需要变动。学校打算调你到工作相对清闲的某单位工作。你个人意见如何？”。我提出调往海南热带病防治研究所。他说：“该研究所的工作职责是开展寄生虫学防治，经常得下乡，工作、生活条件相对较艰苦。你能接受吗？”，我说：“我一个农家子弟，怎么苦都能吃！”。
于是，我的事业就此转析，从大专院校教师摇身一变为热带病防治工作人员，也就是俗称的“防疫郎”。
从1962年到2001年退休，在漫长的39年防治工作生涯中，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深入农村开展寄生虫学调查与防治研究。
疟疾防治，无论是挨村挨乡喷洒灭蚊药物，还是送抗疟药上门；无论是检查预防措施的效果，还是检查抗疟药的治疗效果，都得步行到最边远、最偏僻、生活最艰苦的山村。不言而喻，正因为生活条件越差、交通越偏僻、生存环境越恶劣的地方，疟疾的发病率就越高。比如原通什自治州八个县都是疟疾重发区，而这八个县中路途最遥远、最偏僻、翻山越岭最多、生活最艰苦的大队、抗疟措施最差的村庄都留下我的脚印。
1974年，卫生部一声命下“限期消灭丝虫病！”，热带病研究所马上成立由几人组成的丝虫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当时，上级单位——广东省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向我所提出，必须选定一个县为灭丝试点先行县。
我们选定的灭丝试点县为定安县。偌大一个县，靠几个人的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灭丝的任务？大家心里都没底。作为小组长，我能惦量出肩膀上的重量。此时，我想起母校老师的教导，无论干什么工作，要善于在战斗中学习战争，认真学习、认真实践、认真总结，就一定能干出成绩。凭借在母校学习、在母校工作时打下的扎实的寄生虫学基础，我带领队伍到定安岭口镇一个大队开展试点工作。主要培训技术能力与工作能力。
经过试点工作实践，提高了同志们采血、血片制作、染色、镜检微丝蚴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同志们对治疗阳性病人的副反应的观察能力和处理办法，从而增强完成任务的信心。
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后，次年我们大胆地在一万多人的岭口镇开展丝虫病普查普治工作。因为工作的琐碎、工作量的繁重，仅靠我们几个人难以完成任务。我们紧紧依靠当地的党政力量——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成立灭丝领导小组，层层发动群众自觉接受采血检查与服药治疗。此外，还抽调卫生院和各大队赤脚医生组成专业采血队、镜检专业队及治疗时配制海群药盐生专业队……由于落实各项技术措施的认真、得力，原先高、中度流丝虫流行区的岭口镇、微丝蚴阳性率降至0。5%以下，达到基本消灭丝虫病的标准。
1976、1977年，我们再选定中丝病流行较严重的定安县翰林、龙塘两个乡镇，按照岭口镇的经验与技术措施进行认真验证，结果当年考核，达到基本消灭丝虫病。
经过摸索、拥有试点经验后，我们胸有成竹地在定安县全面铺开灭丝工作。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定安县终于在1978年底实现基本消灭丝虫病。受此鼓舞，我们接着在全海南推广定安灭丝的成熟经验和技术措施，掀起全省灭丝的行动高潮。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于1986年底全省基本消灭丝虫病。1987年，经卫生部验收，确认海南基本消灭丝虫病。
三十几年如一日，我不辞劳苦、翻山越岭、挨村挨户地工作在防治寄生虫病的第一线，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而党与政府也给我了我多项荣誉与奖励：
所参与的《海南班氏丝虫病防治措施的研究——全省基本消灭丝虫病》，于1990年与1991年分别荣获海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与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参加完成的《中国阻断淋巴丝虫病传播的策略与技术措施的研究》，荣获2000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7年参加完成的《首次全国人体寄生虫分布调查》，1994年荣获卫生部医药成果一等奖；
本人于1993年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荣誉。
虽然走出校门长达半个多世纪，但母校深深培育之恩牢记在心。在庆祝母校建校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以一个老校友的身份，用自己几十年来的工作体会与些微成绩，作为奉献给母校的一份薄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