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它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如果工人平均一天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６小时，那末工人平均每天就要劳动６小时来逐日生产他的劳动力，或者说，再生产出他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值。这样，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６小时，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一个一定量。但是由此还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量。
我们用ａ—————ｂ线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持续或长度，假定是６小时。再假定劳动分别超过ａｂ线１小时、３小时、６小时不等，我们就得到３条不同的线：
这３条线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时工作日、九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延长线ｂｃ表示剩余劳动的长度。因为工作日等于ａｂ＋ｂｃ，即ａｃ，所以它随着变量ｂｃ一同变化。因为ａｂ是已定的，所以ｂｃ与ａｂ之比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它在工作日Ⅰ中是１/６，在工作日Ⅱ中是３/６，在工作日Ⅲ中是６/６。又因为这个比率决定剩余价值率，所以已知这两段线之比，就可以知道剩余价值率。就上述三种不同的工作日来说，剩余价值率分别等于１６２/３％、５０％和１００％。相反，仅仅知道剩余价值率，却不能断定工作日的长度。例如，假定剩余价值率是１００％，可是工作日可以是８小时、１０小时、１２小时等等。这个剩余价值率只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同样大的，但并不表明每一部分各有多大。
所以，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３５）。
另一方面，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不过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假定延长线ｂｃ或剩余劳动＝０，我们就得出一个最低界限，即工人为维持自身而在一天当中必须从事必要劳动的那部分时间。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人在一个２４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象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８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８小时、１０小时、１２小时、１４小时、１６小时、１８小时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种各样长度的工作日。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工人在一日之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３６）当然比一个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３７）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３８）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３９）可见，资本家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根据的。他和任何别的买者一样，想从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取得尽量多的利益。但是，突然传来了在疾风怒涛般的生产过程中一直沉默的工人的声音：我卖给你的商品和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才购买它。在你是资本价值的增殖，在我则是劳动力的过多的支出。你和我在市场上只知道一个规律，即商品交换的规律。商品不归卖出商品的卖者消费，而归买进商品的买者消费。因此，我一天的劳动力归你使用。但是我必须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来逐日再生产劳动力，以便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如果撇开由于年老等等原因造成的自然损耗不说，我明天得象今天一样，在体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状态下来劳动。你经常向我宣讲“节俭”和“节制”的福音。好！我愿意象个有理智的、节俭的主人一样，爱惜我唯一的财产——劳动力，不让它有任何荒唐的浪费。我每天只想在它的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容许的限度内使用它，使它运动，变为劳动。你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就能在一天内使用掉我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你在劳动上这样赚得的，正是我在劳动实体上损失的。使用我的劳动力和劫掠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回事。假定在劳动量适当的情况下一个中常工人平均能活３０年，那你每天支付给我的劳动力的价值就应当是它的总价值的１/３６５×３０或１/１０９５０。但是如果你要在１０年内就消费尽我的劳动力，可是每天支付给我的仍然是我的劳动力总价值的１/１０９５０，而不是１/３６５０，那就只支付了我的劳动力日价值的１/３，因而每天就偷走了我的商品价值的２/３。你使用三天的劳动力，只付给我一天的代价。这是违反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情面可讲的。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甚至还负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在你我碰面时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动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为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４０）
我们看到，撇开伸缩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４１），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４２）。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４３）但是在古代，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
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那个制度的一个因素。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了。徭役劳动，例如多瑙河各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把多瑙河各公国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和英国工厂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比较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６小时必要劳动和６小时剩余劳动组成。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６×６小时即３６小时的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３天，又为资本家白白地劳动３天，完全一样。但是这种情形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自己劳动３０秒，为资本家劳动３０秒，等等。而徭役劳动就不是这样。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他为领主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他在自己的地里完成必要劳动，在主人的领地里完成剩余劳动。所以，这两部分劳动时间是各自独立的。在徭役劳动形式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截然分开。这种表现形式上的差别，显然丝毫不会改变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量的比率。每周三天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叫做徭役劳动还是叫做雇佣劳动，都是劳动者自己的无代价的三天劳动。不过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领主的贪欲则较简单地表现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数。（４４）
在多瑙河各公国，徭役劳动是同实物地租和其他农奴制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劳动是交纳给统治阶级的最主要的贡赋。凡是存在这种情形的地方，徭役劳动很少是由农奴制产生的，相反，农奴制倒多半是由徭役劳动产生的。（４４ａ）罗马尼亚各州的情形就是这样。那里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但这种公社所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员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为储备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国家储备用于战争和宗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其他的公用开支。久而久之，军队的和宗教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产，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田上的劳动。自由农民在公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着发展起来，但这只是在事实上，还没有反映到法律上，直到后来，要解放全世界的俄罗斯才借口废除农奴制而把这种农奴制用法律固定下来。１８３１年俄国将军基谢廖夫颁布的徭役劳动法，当然是由领主们口授的。俄罗斯由此一举征服了多瑙河各公国的显贵，并博得了整个欧洲的自由派白痴们的喝采。
按照这个称为“组织规程”的徭役劳动法，瓦拉几亚的每个农民除交纳详细规定的大量实物贡赋之外，还必须为所谓地主完成：１．十二个一般工作日；２．一个田间工作日；３．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１４日。不过，由于制定该法令的人谙熟政治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生产某种平均日产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塞克洛普在２４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规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１２个工作日应该理解为３６日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３日，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也应理解为３日。合计是４２日徭役。此外还要加上所谓《Ｊｏｂａｇｉｅ》，就是当地主在生产上有特殊需要时所服的劳役。每个村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每个瓦拉几亚的农民估计要担负１４日这种额外徭役劳动。这样，已经规定的徭役劳动每年就有５６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２１０日可以从事农活。其中有４０日是星期天和节日，平均还有３０日坏天气，加起来就去掉了７０日。剩下的只有１４０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是５６/４８或６６ ２/３％，这表明剩余价值率比英国农业工人或工厂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率要小得多。但这只是法定的徭役劳动。“组织规程”比英国的工厂立法有更多的“自由主义”精神，它有意让人更容易去钻空子。它除了把１２日变成５６日之外，又把５６日徭役中每日的名义上的劳动额规定得非拖到以后的日子去完成不可。例如一日的锄草定额，特别是玉米地的锄草定额，实际上要加倍的时间才能完成。某些农活的法定的一日劳动定额，甚至可以解释成所谓这一日是从五月开始一直到十月为止。对于莫尔达维亚，规定更加苛刻。有一个为胜利所陶醉的领主喊道：“‘组织规程’规定的１２日徭役，等于一年３６５日！”（４５）
如果说，通过一项项条文使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合法化的多瑙河各公国“组织规程”是这种贪欲的积极表现，那末，英国的工厂法是这种贪欲的消极表现。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把工厂劳动限制一下，这正象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４６）
１８５０年制定的现行（１８６７年）工厂法规定，一周平均每个工作日为１０小时，即一周的前５天为１２小时，从早晨６时至晚上６时，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和一小时午饭时间，做工时间净剩１０１/２小时；星期六为８小时，从早晨６时至午后２时，其中有半小时早饭时间。每周净剩６０小时，前５天为１０ １/２小时，星期六为７ １/２小时。（４７）为了监督法律的执行，设置了专门的工厂视察员，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由议会每半年公布一次。这些报告不断地提供关于资本家对剩余劳动贪欲的官方统计材料。
“狡猾的工厂主在早晨６点前１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晚上６点过１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５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１０分钟。星期六下午到２点过１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这样他就赚到：
就是说，每周多出来５小时４０分钟，每年以５０个劳动周计算（除掉２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２７个工作日。”（４９）“如果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５分钟，一年就等于２１/２个生产日。”（５０）“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一天多出一小时，一年１２个月就变成１３个月了。”（５１）
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工厂视察员关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危机时期报告说：“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现象，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矛盾的；可是生意不景气却刺激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保证自己能取得额外利润……”莱昂纳德·霍纳说：“我的管区有１２２家工厂倒闭，１４３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仍然存在。”（５２）豪威耳先生说：“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人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３刻钟。”（５３）
在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５年的可怕的棉业危机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不过规模比较小。（５４）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者在其他违法时间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时就出来辩解，说工人怎样也不愿意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平等等〉，非得使用强制办法不可，特别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实，在机器停止转动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在早晨６时至晚上６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５５）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５６）“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末，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很困难了。”（５７）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做“偷占几分钟时间”（５８），“夺走几分钟时间”（５９），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做“啃吃饭时间”（６０）。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１０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１０００镑放进了我的口袋。”（６１）“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６２）
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人叫做“全日工”，把１３岁以下的只准劳动６小时的童工叫做“半日工”（６３）。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
以上我们考察了一些部门中竭力延长工作日的情况，考察了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欲，在这些部门中，无限度的压榨，正如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比西班牙人对美洲红种人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６４），因此，资本终于受到法律的约束。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生产部门，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直到不久以前，还在毫无拘束地压榨劳动力。
“１８６０年１月１４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定昂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贫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 ９岁到１０岁的孩子，在大清早２、３、４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１０、１１、１２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勒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讨论这类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这种制度，正象蒙塔古·瓦尔普牧师所描写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社会的、肉体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奴隶制…… 如果一个城市竟举行公众集会，请求把男子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１８小时，那我们将作何感想呢！…… 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加罗林的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的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吗？”（６５）
斯泰福郡的陶器业，在最近２２年来，曾三度成为议会调查的对象。调查的结果，第一次见斯克里文先生１８４１年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第二次见奉枢密院医官命令公布的格林豪医生１８６０年的报告（《公共卫生。第３号报告》第１部分第１０２—１１３页），最后一次见朗格先生１８６３年的报告，载于１８６３年６月１３日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１号报告》。在这里，我只要从１８６０年和１８６３年的报告中摘录一些受剥削的儿童本人的证词就够了。
根据儿童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成年人的情况，特别是少女和妇女的情况。同这一工业部门比较起来，棉纺织业之类的部门还算是很愉快很卫生的职业呢。（６６）
威廉·伍德，９岁，“从７岁零１０个月就开始做工”。一直是“运模子”（把已经入模的坯子搬到干燥房，再把空模搬回来）。他每周天天早晨６点上工，晚上９点左右下工。“我每周天天都干到晚上９点钟。例如最近起八个星期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７岁的孩子竟劳动１５小时！詹·默里，１２岁，他说：“我干的是运模子和转辘轳。我早晨６点钟上工，有时４点钟上工。昨天，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天早晨６点钟。我从前天夜里起就没有上过床。除我以外，还有八九个孩子昨天都干了一整夜。除了一个没有来，其余的孩子今天早晨又都上工了。我一个星期挣３先令６便士。我整整干了一夜，也没多得到一个钱。上星期我就整整干了两夜。”
费尼霍，１０岁，他说：“我不总是能够得到十足一小时的吃饭时间，而往往只有半小时，每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这样。”（６７）
格林豪医生指出，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和在沃尔斯坦登这两个陶业区，人的寿命特别短。２０岁以上的男子从事陶业生产的，在斯托克区虽然只占３６．６％，在沃尔斯坦登只占３０．４％，但是在这类年龄的男子死亡人数中，死于胸腔病的陶工在斯托克区占一半以上，在沃尔斯坦登区约占２５。在亨莱行医的布思罗伊德医生说：“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
另一个医生麦克贝恩先生也说：“我在陶工中间行医２５年了，我发觉这个阶级在身长和体重方面显著退化。”以上这些证词是从格林豪医生１８６０年的报告（６８）中摘录的。
下面我们从几个调查委员１８６３年的报告中摘录几段。北斯泰福郡医院主任医生约·特·阿尔莱兹说：“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短促，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结核。还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
不久前还是该医院外科医生的查理·帕森斯先生在给调查委员朗格的信中写道：“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并没有什么统计材料作根据。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每当我看到这些为满足父母和雇主的贪心而牺牲了健康的不幸孩子们的时候，激愤的心情怎样也平静不下来。”
他列举陶工患病的种种原因，最后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时间过长”。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希望：“一个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可耻的现象：它依靠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伴随而来的是，工人身体退化，遭受种种折磨，早期死亡。”（６９）
这里所说的英格兰陶器业的情况，也适用于苏格兰的陶器业。（７０）
火柴制造业是从１８３３年发明用木梗涂磷的办法之后出现的。自１８４５年起，它在英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并由伦敦人口稠密的地区传到曼彻斯特、北明翰、利物品、布利斯托尔、诺里奇、新堡、格拉斯哥等地，它同时也使牙关锁闭症蔓延到各地。维也纳的一位医生早在１８４５年就发现这种病是火柴工人的职业病。工人中有一半是１３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１８岁的少年。谁都知道，这种制造业有害健康，令人生厌，所以只有工人阶级中那些最不幸的人，饿得半死的寡妇等等，才肯把“衣衫褴褛、饿得半死、无人照管、未受教育的孩子”（７１）送去干这种活。在委员怀特１８６３年询问过的证人当中，有２７０人不满１８岁，４０人不满１０岁，１０人只有８岁，５人只有６岁。工作日从１２到１４或１５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吃饭没有固定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
如果但丁还在，他一定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
在壁纸工厂中，粗糙的壁纸用机器印刷，精致的壁纸用手工印刷。生产的旺季是从十月初到第二年四月底。在这段时期内，劳动往往从早晨６时一直持续到晚上１０时，甚至到深夜，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詹·李奇说：“去年〈１８６２年〉冬天，１９个女孩子中，有６个因为劳动过度，害了病，不能上工。为了不让她们打瞌睡，我必须对她们大声喊叫。”伍·达菲说：“孩子们往往疲倦得睁不开眼睛，其实，我们自己往往也是勉强地支撑着。”詹·莱特伯恩说：“我１３岁…… 去年冬天我们干到晚上９点，前年冬天干到晚上１０点。去年冬天我的脚有伤，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疼得哭起来。”格·阿普斯登说：“我这个孩子７岁的时候，我就常常背着他在雪地里上下工，他常常要做１６个钟头的工！……当他在机器旁干活的时候，我往往得跪下来喂他饭，因为他不能离开机器，也不能把机器停下来。”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股东兼经理斯密说：“我们〈他是指那些为“我们”做工的“人手”〉一直做工，中间不停下来吃饭，所以一天１０１２小时的劳动到下午４点半就干完了，以后的时间都是额外时间（７２）。〈难道这位斯密先生在这１０１２小时内也不吃一顿饭吗？〉我们〈还是那位斯密〉很少在晚上６点以前停工〈他是指停止消费“我们的”劳动力这些机器〉，所以我们〈又是克里斯平１０８〉实际上整年都有额外时间…… 在过去１８个月当中，无论孩子或成年人〈１５２个儿童和１８岁以下的少年，１４０个成年人〉平均每周至少要干７天零５小时即７８１N２小时。在今年〈１８６３年〉５月２日以前的６周内，平均时间更长了，每周达８天即８４小时！”
还是这位如此爱用君主口吻以“我们”自称的斯密先生，微笑着补充说：“机器劳动是轻松的。”采用手工印刷的工厂主却说：“手工劳动比机器劳动要合乎卫生。”但是工厂主先生们全都愤愤不平地反对“至少在吃饭时间使机器停下来”的建议。巴勒区（伦敦）一家壁纸厂的经理奥特利先生说道：“要是法律准许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９点，对我们〈！〉倒很合适，可是工厂法规定的时间是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６点，这对我们〈！〉可不合适…… 在午饭时间我们的机器总是停下来〈何等宽宏大量！〉。这样做在纸张和颜料方面不会造成大不了的损失。”接着他满怀同情地补充说：“但是，我可以理解，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是人们所不喜欢的。”
委员会的报告坦率地认为，某些“大公司”担心丧失时间，即担心丧失占有别人劳动的时间，并从而“丧失利润”。这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让１３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１８岁的少年在长达１２—１６小时的时间内“丧失”吃午饭的时间，或者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羊毛加肥皂水，给机轮上油等等那样，把午饭仅仅当作劳动资料的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进行中加给他们。（７３）
在英国，没有一个工业部门象面包业（刚刚兴起的机制面包业不算在内）那样，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如此古老的、只有从罗马帝国时代的诗人作品里才可以看到的纪元前的生产方式。不过，前面已经说过，资本起初并不关心它所征服的劳动过程的技术性质。起初，它是遇到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就采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面包掺假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尤其在伦敦更为厉害。这种现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和哈塞耳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一书揭发出来的。（７４）揭发的结果是１８６０年８月６日颁布了“防止饮食品掺假”法，这是一项无效的法律，因为它对每个企图靠买卖假货“赚正当钱”的自由贸易者当然是极端宽容的。（７５）委员会本身也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事实上，这种“诡辩”比普罗塔哥拉更会颠倒黑白，比埃利亚派更能当面证明一切真实都只不过是假象。（７６）
不管怎样，委员会把公众的目光引向了他们“每日的面包”，从而引向了面包业。与此同时，伦敦面包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在向议会的请愿中，发出了反对过度劳动等等的呼声。这种呼声如此急迫，以致当局把我们上面屡次提到的１８６３年委员会的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先生，任命为皇家调查专员。他的报告（７７）和列举的证词激动了公众，不过不是激动了公众的心，而是激动了公众的胃。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因此，不管“贸易自由”多么神圣，这个一向“自由”的面包业终于受到国家视察员的监督（１８６３年议会会议快结束时），同时，这次会议通过的法令还禁止１８岁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９点至第二天早晨５点这段时间内做工。上面这项条款充分说明了这个带有古代遗风的工业部门中过度劳动的情形。
“伦敦的面包工人通常在夜里１１点开始干活。他先发面，这是一种极费力气的活。根据烤制面包的数量和精粗程度，需要半小时到三刻钟。然后他躺在那块兼作发面盆盖子的面板上，拿一个面袋枕在头下，再拿一个面袋盖在身上，睡几个钟头。随后他一连紧张地忙上５个小时，把面揉好，分成一块一块，做成面包的样子，放到炉里去烤，再从炉里取出，等等。烤炉房的温度达７５度到９０度，小烤炉房的温度还要高些。各种各样的面包做成后，分送面包的工作又开始了。短工中的一大部分人，刚刚结束了上述繁重的夜间劳动，又要在白天提着篮子或推着车子挨户送面包，有时，他们还要再在烤炉房里干些别的活。根据季节和营业范围的不同，劳动在下午１点到６点之间结束，而另一部分工人则在烤炉房里一直忙到晚上。”（７８）“在伦敦社交季节，伦敦西区烤制‘全价’面包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１１点开始干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８点，中间只稍微休息一两次。然后就叫他们运送面包，或有时在烤炉房烤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４点、５点、６点甚至７点。活全干完了才睡６个小时，有时只睡５个或４个小时。到了星期五，总是提前上工，大约从晚上１０点开始，不停地烤制面包或发送面包，一直忙到星期六晚上８点，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一直干到星期日早晨４点或５点。就连出售‘全价’面包的第一流面包房，到了星期天，也要为第二天做４—５小时的准备工作…… 在‘卖低价面包的老板’那里（前面已经说过，这种人在伦敦面包业主中占３/４），面包工人的劳动时间更长，不过几乎全是在烤炉房里做工，因为他们的老板除把面包供应一些小铺子外，只在自己的店铺里出售。每当临近周末……就是说从星期四起，晚上１０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间只有很少的休息。”（７９）
至于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资产阶级人士也懂得：“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８０）。而“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的“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掺假。
“他们所以走运，全靠欺骗公众，压榨工人，要工人劳动１８小时，而只给１２小时的工资。”（８１）
在英国，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都是从十八世纪初发展起来的，那时，这一行业的行会性质刚刚消失，而资本家以面粉厂厂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现在名义上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８２）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为夜间劳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夜间劳动甚至在伦敦也只是在１８２４年才真正站稳脚跟。（８３）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把面包工人列为短命的工人；这些工人即使幸运地逃脱了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通常都难免的夭折，他们也很少活到４２岁。可是，等着去面包业做工的人总是非常之多。就伦敦来说，这种“劳动力”的来源是苏格兰、英格兰西部农业区以及德国。
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年，爱尔兰的面包工人自己筹款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来反对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公众怀着爱尔兰人的热情表示站在工人一边，例如在都柏林１８６０年的五月大会上就是这样。由于这一运动，只做日工的规定才在威克斯弗德、基尔肯尼、克郎梅尔、瓦特福德等地真正有效地得到执行。
“在雇佣工人苦不堪言的里美黎克，由于面包房老板，特别是面包房兼磨坊老板的反抗，运动遭到了失败。里美黎克的失败引起了恩尼斯和梯培雷里两郡的倒退。在公众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最强烈的科克郡，老板们利用他们解雇工人的权力，把运动压了下去。在都柏林，老板们进行了最坚决的反抗，他们用迫害领导运动的工人的办法，迫使其余的工人让步，同意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８４）
在爱尔兰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政府所属的委员会，竟痛切地规劝都柏林、里美黎克、科克等地那些铁石心肠的面包房老板：“委员会认为，劳动时间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若有违反，必受惩罚。老板们用解雇来威胁工人，迫使他们违背宗教信仰，违反国家法律，冒犯社会舆论〈这些全是指星期日劳动〉，这样老板们就播下劳资敌对的种子，做出了有害宗教、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先例…… 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１２小时以上，是横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这会破坏一个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１２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和扶持。”（８５）
以上是爱尔兰的情形。在海峡彼岸的苏格兰，农业工人（即庄稼汉）揭露，他在最寒冷的天气里，每天要劳动１３—１４小时，星期日还要从事４小时的额外劳动（这还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呢！）。（８６）就在这个时候，伦敦一个大陪审团面前站着三个铁路员工：一个列车长，一个司机，一个信号员。一次惨重的车祸把几百名旅客送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几个铁路员工的疏忽大意是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在陪审员面前异口同声地说，１０—１２年以前，他们每天只劳动８小时。但是在最近５—６年内，劳动时间延长到了１４、１８甚至２０小时，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例如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４０—５０小时。可是他们都是些普通人，并不是塞克洛普。他们的劳动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不中用了。他们浑身麻木，头发昏，眼发花。但是最“可尊敬的不列颠陪审员”对他们的回答，是定为“杀人罪”，交付巡回审判庭审理，并只在一项温和的附录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铁路大亨们将来在购买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时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时“节制”、“节欲”或“节俭”一些。（８７）
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他们腋下没有夹着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从事过度劳动的情形。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的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１８６３年６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一个人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一个２０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爱丽丝的老板娘的剥削。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类老故事了。（８８）店里的女工平均每天劳动１６１/２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３０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女工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立即赶制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６０个女工一起连续干了２６１/２小时，一间屋挤３０个人，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１/３，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８９）这还是伦敦一家较好的时装店。玛丽·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爱丽丝大为吃惊的是，她竟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件礼服做好。医生基斯先生被请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直率地向验尸陪审团作证说：“玛丽·安·沃克利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寝室太小又不通风。”
为了教医生讲话得体，验尸陪审团却说：“死者是中风死的，但是也有理由担心，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过度等等，可能加速了她的死亡。”
自由贸易论者科布顿和布莱特的机关报《晨星报》叫喊道：“我们的白色奴隶劳作到坟墓里去了，无声无臭地憔悴而死了。”（９０）“累死——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在时装店是如此，在很多地方，在一切生意兴隆的地方都是如此…… 我们试以铁匠为例。如果可以相信诗人的话，那末世界上再没有象铁匠那样强健、那样快活的人了。他大清早就起来，太阳还没有出来，就丁当丁当地打起铁来。他比谁都吃得多，喝得足，睡得好。单就身体条件来说，如果劳动适度，铁匠的情况确实是属于最好的了。但是，我们到城里去，看看这些健壮的汉子所担负的劳动重担，看看他们在我国的死亡表上所占据的位置吧。在梅里勒榜区〈伦敦最大的市区之一〉，铁匠每年的死亡率为３１/１０００，比英国成年男子的平均死亡率高１１/１０００。打铁几乎是人的天生的技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是由于过度劳动才成为毁灭人的职业。他每天能打这么多锤，迈这么多步，呼吸这么多次，干这么多活，平均能活比方说５０年。现在强其他每天多打这么多锤，多迈这么多步，多呼吸这么多次，而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费１/４。他尽力做了，结果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多干了１/４的活，但是他活不到５０岁，他３７岁就死了。”（９１）
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存在，只是为了吮吸劳动，并且随着吮吸每一滴劳动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如果它们不这样做，而只是闲置在那里，就给资本家造成消极的损失，因为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就成了无用的预付资本；如果恢复中断的生产必须追加开支，那末这种损失就变成积极的损失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长到夜间，只是一种缓和的办法，只能大致满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昼夜２４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体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就得使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和夜里被吸尽的劳动力换班工作。换班有各种办法，例如可以使一部分工人这个星期做日班，下个星期做夜班，等等。大家知道，这种换班制度，这种换班制的经营方法，在英国棉纺织业等部门方兴未艾的青春时期是很盛行的，今天，在莫斯科省的纺纱厂中也很流行。这种２４小时连续不停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大不列颠的许多依然“自由”的工业部门中，其中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炼铁厂、锻冶厂、压延厂以及其他金属工厂。在这里，劳动过程除了６个工作日每天２４小时，在大多数工厂还包括星期日２４小时。工人中有男有女，有成年人有儿童。儿童和少年从８岁（有时是６岁）直到１８岁年龄不等。（９２）在某些部门中，少女和妇女也整夜和男工一道做工。（９３）
我们且不说夜工的一般害处。（９４）昼夜２４小时不断的生产过程，为打破名义上的工作日界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在上述那些劳动繁重的工业部门中，每个工人公认的工作日大多为１２小时，无论夜工或日工都是如此。但是在很多场合，那种超出这一界限的过度劳动，用英国官方报告的话来说，“实在可怕”。（９５）报告说：“任何有感情的人想到证词中提到的９—１２岁儿童所担负的劳动量，都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再也不能容许父母和雇主这样滥用权力。”（９６）
“儿童昼夜轮班做工的办法，无论在忙时或平时，都会使工作日极度延长。这种延长在许多场合不仅骇人听闻，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难免有的儿童因某种原因不能上工接班。这时，一个或几个该下工的儿童就得留下来填补空位。这个办法是人人皆知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压延厂的经理，没有上工的儿童由谁代替，他竟回答说：‘我知道，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上述事实。”（９７）
“有一个压延厂，名义上的工作日是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５点半。有一个儿童，每星期有４个夜晚，至少要干到第二天晚上８点半……这样一直继续了６个月。”“另一个儿童，９岁时，有时一连做３班，每班１２小时，１０岁时，有时一连干两天两夜。”“第三个儿童，今年１０岁，每星期有三天都是从早晨６点一直干到夜间１２点，在其余几天干到晚上９点。”“第四个儿童，今年１３岁，整个星期都是从下午６点干到第二天中午１２点，有时接连做３班，例如从星期一早晨一直干到星期二夜晚。”“第五个儿童，今年１２岁，在斯泰夫利铸铁厂做工，他一连１４天都是从早晨６点干到夜间１２点，他已经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９岁的乔治·阿林斯沃思说：“我是上星期五来的。我们应当在第二天清早３点上工。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过夜。我家离这里有５哩路。我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皮围裙，盖一件短外衣。以后的两天我早晨６点来上工。唉！这个地方真热！来这儿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高炉上做工。那是在乡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厂，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３点上工，不过好歹还能回家睡觉，因为离家不远。在别的日子里，我早晨６点上工，到晚上６点或者７点下工。”如此等等。（９８）
现在我们来听听资本自己是怎样解释这种２４小时制度的。当然，对于这种制度的极端形式，对于它滥用这种制度，以致把工作日延长到“骇人听闻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是避而不谈的。它所谈的只是这种制度的“正常”形式。
内勒和维克斯公司炼钢厂老板，雇有６００至７００个工人，其中只有１０％未满１８岁，这些未满１８岁的工人当中又只有２０个男孩是做夜班的。这个公司说：
“这些男孩根本不感到酷热难熬。温度大约介于８６°至９０°之间……锻冶车间和压轧车间分昼夜两班劳动，其他各车间就只有日班，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６点。锻冶车间的劳动是从１２点到１２点。有一些人只做夜工，不日夜换班…… 我们没有发现日工和夜工对健康〈内勒和维克斯公司老板的健康吗？〉有什么不同的影响。而且，休息时间固定不变比昼夜改变恐怕要睡得好些…… 约有２０个未满１８岁的少年做夜班…… 不叫１８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我们就应付不下去。我们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会增加生产费用。熟练工人和工头不容易找，而少年工要多少有多少…… 当然，我们使用的少年工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限制夜工同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９９）约翰·布朗公司钢铁厂有３０００名成年男工和少年工，一部分制钢制铁的重活是“昼夜换班”的。该公司的约·埃利斯先生说，在劳动繁重的制钢厂，每两个成年男工配一个或两个少年工。在他们公司里，１８岁以下的少年工有５００名，其中约１３即１７０名不
满１３岁。关于拟议中的法律修正案，埃利斯先生说：“禁止未满１８岁的人在２４小时内劳动１２小时以上，我并不认为是特别值得谴责的。但是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划一条线来规定１２岁以上的少年免做夜工。我们宁可接受完全禁止未满１３岁甚至１５岁的少年做工的法律，而不愿接受不让我们已有的少年做夜工的禁令。做日班的少年也必须轮换做夜班，因为成年男工不能老是做夜班；这会毁掉他们的健康。不过我们认为，做一星期夜工，又做一星期日工，不会有什么害处。〈而内勒和维克斯公司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工厂的利益，却相反地认为，连续做夜工并没有害处，定期轮换做夜工倒可能有害处。〉我们看到，轮换做夜工的人同专做日工的人同样健康…… 我们反对禁止１８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因为这会增加费用。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多么无耻的坦率！〉我们认为，为此增加的费用，会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能力，如果适当地考虑到营业的成效的话。〈多么拐弯抹角！〉这里劳力很少，进行这种调整，就会使劳力不够用。〈这就是说，埃利斯—布朗公司就会陷入不得不如数支付劳动力价值的不幸境地。〉”（１００）
康麦尔公司的“塞克洛普”钢铁厂同上述约翰·布朗公司的规模不相上下。该厂的经理曾把他的一份书面证词亲手递交给政府委员怀特，但是后来把证词退给他修改时，他又觉得最好还是把这个手稿隐藏起来。但怀特先生的记忆力很强。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塞克洛普公司看来，禁止儿童和少年做夜工是“行不通的事情；这无异于关闭他们的工厂”，虽然在他们工厂中未满１８岁的少年只占６％强，未满１３岁的只占１％！（１０１）
关于这个问题，亚特克利夫的炼钢、压延、锻铁工厂，桑德森兄弟钢铁公司的伊·弗·桑德森先生说：“禁止未满１８岁的少年做夜工会引起很大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用成年男工代替少年工必然使费用增加。增加多少，我说不上，但是看来不会增加到使工厂主能够提高钢的价格，因此，这种损失就落在工厂主身上，因为成年男工〈多么固执的人！〉当然会拒绝承担这种损失”。
桑德森先生不知道他究竟付给儿童多少工资，不过，“大概每人每周得到４—５先令…… 少年工干的活，一般地说来〈当然不总是“特殊地说来”〉，有少年工的力气就足够用了，用成年男工的较大力气是得不偿失，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如金属制件很重时，使用这种较大的力气才合算。成年男工也喜欢有个少年工当下手，因为成年男工不那么听话。此外，儿童也应当从小就开始学手艺。只许少年做日工，就达不到这个目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少年不能在白天学手艺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一来，成年男工一周做日工，一周做夜工，就会有一半时间和同班的少年工分开，从而把他们从少年工那里得到的利益丧失一半。成年男工教少年工学手艺，就算作少年工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这就使成年男工能够得到廉价的少年劳动。所以，只准少年做日工，就会使每个成年男工的利益丧失一半。”
换句话说，桑德森公司就得自己掏腰包，而不能再用少年工的夜间劳动来支付成年男工的这部分工资了。这样一来，桑德森公司的利润就会减少一些，而这就是桑德森公司所谓少年工不能在白天学手艺的好理由（１０２）。此外，现在同少年工换班的成年男工就得担负起全部的夜工，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总之，困难是太大了，也许会使夜工完全停下来。伊·弗·桑德森说：“至于说到钢的生产本身，那倒不会有什么差别。但是！”但是桑德森公司不单是生产钢而已。生产钢只是赚钱的借口。熔炉、轧钢设备等等，厂房、机器、铁、煤等等，除了变成钢，还有别的任务。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吸取剩余劳动，而２４小时吸取的剩余劳动当然比１２小时多。事实上，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桑德森公司有了它们也就有了一张证书，可以在一天全部２４小时内支配一定数量人手的劳动时间；而它们吸取劳动的职能一旦中断，它们也就丧失了资本的性质，从而给桑德森公司造成纯粹的损失。
“这时，在这些有一半时间停着不用的非常贵重的机器上，必然会受到损失。并且，为了生产在目前这种制度下所能生产的同样数量的产品，就得把厂房和机器增加一倍，而这样就会使费用增加一倍。”
其他资本家都只准在白天开工，他们的厂房、机器、原料到夜间就“停着不用”，可是为什么这个桑德森公司偏偏要求特权呢？伊·弗·桑德森代表全体桑德森回答说：
“是的，凡是只在白天开工的工厂，都会遭受到这种由于机器停着不用而造成的损失。但是我们使用熔炉，损失就更大。如果熔炉不停火，就会浪费燃料〈现在却是浪费工人的生命材料〉，如果熔炉停火，就要重新生火并等待烧到必要的热度，这就损失了时间〈而睡眠时间——甚至是８岁孩子的睡眠时间——的损失，正是桑德森家族捞到的劳动时间〉，而且一冷一热会使熔炉受到损害〈而昼夜换班劳动却不会使熔炉受到损害了〉”（１０３）。
５．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２４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１０４），——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象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象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状态的维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象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１０５）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包含再生产工人或延续工人阶级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因此，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补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象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奴隶主买一个劳动者就象买一匹马一样。他失去奴隶，就是失去一笔资本，必须再花一笔钱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才能得到补偿。但是，“尽管乔治亚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泽地对人体组织具有致命的危害，这种对人的生命的破坏，总不会大到连靠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黑人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也补充不了的程度。当经济上的考虑使奴隶主的利益同保存奴隶相一致时，这种考虑还可以成为奴隶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证，但在实行奴隶贸易以后，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却成了把奴隶折磨致死的原因，因为奴隶一旦可以从外地的黑人‘自然保护区’得到补充，他们的寿命也就不如他们活着时的生产率那样重要了。因此，在奴隶输入国，管理奴隶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种植园的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正是这个几世纪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拿现在的古巴来说，那里每年的收入总是以百万计算，种植园主俨然就是王公，但是我们看到，那里的奴隶阶级饮食最坏，劳动最累最重，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劳动过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慢性折磨而丧命”（１０６）。
试把奴隶贸易换成劳动市场，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换成爱尔兰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区，把非洲换成德国再看看罢！我们已经听到，过度劳动使伦敦的面包工人不断丧生，可是伦敦的劳动市场总是挤满来自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人，等着去面包房送死。我们已经看到，陶器业是工人寿命最短的行业之一。但是陶工是不是因此就缺少呢？普通工人出身的、现代陶器业的创始人约瑟亚·威季伍德，１７８５年曾向下院说，陶器业共有１５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人。（１０７）到了１８６１年，单是大不列颠的陶器业市镇人口就有１０１３０２人。“棉纺织业有９０年的历史…… 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１０８）
诚然，在个别的热病式的繁荣时期，劳动市场上曾严重缺乏劳动力。例如１８３４年就是这样。当时工厂主先生们向济贫法委员会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１０９）。这是他们的原话。
“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同意下，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代办所。农业工人的名单造好以后交给了代办所。工厂主们纷纷赶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英国南部运出来。这些人体包裹就象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装上船或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迷了路，在工业区流浪，濒于饿死的境地。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贸易部门。下院几乎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是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继续存在，曼彻斯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就象把黑人经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主一样…… １８６０年，棉纺织业空前繁荣……人手又不够了。工厂主们又向贩卖人肉的代办所求援……于是代办所便到多尔塞特郡的沙丘地带、戴文郡的高地、威尔兹郡的平原去搜罗，但过剩的人口已经被吸收光了。”
《贝里卫报》抱怨说，英法通商条约签订以后，本来还会吸收１万人，而且马上还需要３—４万人。但是从事人肉买卖的大小代办所１８６０年在农业区几乎没有搜罗到什么人，于是“工厂主们派了代表去求见济贫法委员会主席维利尔斯先生，请求他再次准许贫民习艺所的穷孩子和孤儿进工厂去做工”（１１０）。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未成熟就被摘掉。（１１１）另一方面，经验向有理解力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１１２）。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就象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１１３）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１１４）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十四世纪起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劳工法（１１５）。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因此，从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资本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规定的１２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１１６）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１３４９年）的颁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为这种法律在这个借口不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死了很多人，用一个托利党著作家的话来说，当时“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证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劳动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经困难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１１７）。因此，在法律上强制地规定了“合理”工资和工作日界限。后面这一点，即我们在这里唯一关心的一点，在１４９６年（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依照法令（虽然始终没有实现），所有手艺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日，从三月到九月，应该是从早晨５点到晚上７—８点，其中吃饭时间是早饭１小时，午饭１１/２小时，午后小餐１/２小时，正好比现行工厂法规定的吃饭时间多一倍。（１１８）冬季，是从早晨５点劳动到天黑，中间的休息时间不变。１５６２年的伊丽莎白法令，没有触动“按日领工资或按周领工资”的所有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不过它设法把夏季的休息时间限制为２１/２小时，冬季限制为２小时。午饭时间只有１小时，“１/２小时午睡制”只准在五月中至八月中这段时间内实行。旷工１小时扣工资１便士。但实际上，工人所受的待遇要比法令规定的好得多。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工人〈当时是指农业工人〉一天做工１０小时，一星期吃饭２０次，就是说，平日每天３次，星期天两次。可见，只要他们星期五晚上节食，午饭时间不象现在这样用两小时即从１１时到１时，而用一个半小时，从而劳动增加１/２０，消费减少１/２０，那末，上述税收的１/１０就可以筹集出来了”（１１９）。
安得鲁·尤尔博士抨击１８３３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倒退到黑暗时代，不是说得很公平吗？当然，劳工法中列举的并为配第所提到的各项规定对学徒也是适用的。至于直至十七世纪末儿童劳动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我们英国少年在当学徒以前，什么都不干，因此，他们当然需要７年这样长的时间，才能成为熟练的手艺人”。
相反地，德国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儿童在摇篮里就至少“受到一点职业训练”（１２０）。
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直到大工业时期以前，英国资本还不能靠支付劳动力一星期的价值而占有工人的整个星期，只有农业工人是例外。当时工人靠四天的工资可以生活一星期，在他们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其余两天也要为资本家做工的充分理由。英国有一派经济学家为了替资本效劳，猛烈攻击工人顽固不化；另一派经济学家则为工人辩护。例如，我们就来听听波斯耳思威特（当时他编的商业辞典，就象现在麦克库洛赫和麦克格莱哥尔的同类著作一样受到好评）和前面引述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之间的争论吧（１２１）。
波斯耳思威特说道：“我在结束这几点评述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从许多人那里听来的这样一种陈腐论调：如果工人（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ｏｕｓｐｏｏｒ）做５天工就足够维持生活，他就不想做满６天工。他们因此做出结论说，必须用税收或任何其他办法提高那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迫使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每星期不间断地劳动６天。请原谅，我的见解和这些要王国的劳动人口永远做奴隶的大政治家们不同。他们忘记了这样一句谚语：‘只管干活不玩耍，头脑迟钝人变傻’。难道英国人没有因为他们多才多艺的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一向为不列颠的商品争得普遍声誉而感到自豪吗？这是怎样得来的呢？或许就是由于我们生性活泼的劳动大众善于休息娱乐吧。如果硬要他们终年劳碌，每星期干满６天，而且老是干同样的活，那他们的才能不会退化吗？他们不会由活泼的灵巧的人变为笨拙的迟钝的人吗？我们的工人由于这种长期的奴隶制，不是会丧失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保持自己的声誉吗？…… 还能指望受着这种残酷折磨的动物有什么熟练的技艺吗？…… 他们中间许多人４天干的活，抵得上法国人干５—６天。但是，如果英国人长期做苦力，恐怕他们就会退化，落在法国人后面。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素以勇敢闻名，我们不是常说，这是因为一方面有美味的英国牛排和布丁来果腹，另一方面有立宪的自由精神吗？我国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以有高超的才能、精力和技巧，怎能说不是因为他们享有可以随意休息娱乐的自由呢？但愿他们永远不会丧失这种特权，不会失去成为他们劳动技巧和英勇精神的来源的优越生活！”（１２２）关于这个问题，《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却回答说：
“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说，其余６天属于劳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意思是说属于资本〉，所以强制实行上帝的这一命令，决不能说是残忍的行为…… 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我们从我国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生活资料涨价，不然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４天活…… 假定１蒲式耳小麦代表一个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价格为５先令，工人一天挣１先令。这样，他一周只需要劳动５天，如果１蒲式耳小麦为４先令，他就只需要劳动４天…… 但是王国的工资比生活资料的价格高得多，因此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４天，就可以有余钱维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闲适生活……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进行６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奴隶制。我国农业工人就是一周干６天活的，看来他们是工人（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ｐｏｏｒ）中最幸福的人（１２３）；荷兰人在手工工场每周也是劳动这么多天，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了许多假日的话（１２４）…… 但是我们的民众却有一种成见，好象他们作为英国人生来就有一种特权，应该比欧洲任何一国的〈工人大众〉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使我们的士兵勇敢起来，就这点说，它可能有些好处；但是工场手工业工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越小，他们本身和国家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工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独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概占总人口７/８的人只有一点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商业国家里，怂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险的（１２５）……只有我们的工业贫民情愿做６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４天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１２６）”
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１２７）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１４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１２小时”。（１２８）
在１７７０年的“理想的习艺所”，在这恐怖之所，工作日是１２小时！而经过了六十三年，到了１８３３年，当英国议会把四种工业部门的１３—１８岁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整整１２小时的时候，似乎英国工业的末日就到来了！１８５２年，当路易·波拿巴为了巩固自己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打算修改法定的工作日时，法国工人大众异口同声地高呼：“把工作日缩短为１２小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我们的唯一福利！”（１２９）在苏黎世，１０岁以上的儿童的劳动限制为１２小时，在阿尔高，１３—１６岁的儿童的劳动在１８６２年从１２１/２小时减为１２小时；在奥地利，１４—１６岁的儿童的劳动在１８６０年也缩短为１２小时。（１３０）如果马考莱还在的话，一定会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大叫“１７７０年以来的巨大进步”！
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１７７０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做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为逊色。
６．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１８３３—１８６４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１２小时自然日的界限。（１３１）此后，自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象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甚至在旧法规中说得十分简单明了的关于昼夜的概念，也变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１８６０年一位英国法官为了对昼和夜做出“有判决力的”解释，竟不得不使出真正学究式的聪明。（１３２）资本则狂欢痛饮来庆祝胜利。
被生产的轰隆声震晕了的工人阶级一旦稍稍清醒过来，就开始进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业的诞生地英国。但是三十年来，工人所争得的让步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从１８０２年到１８３３年，议会颁布了５个劳动法，但是议会非常狡猾，它没有批准一文钱用于强制地实施这些法令，用于维持必要的官员等等。（１３３）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
１４小时…… 我想，即使不谈健康问题，单从道德观点来着，谁也不会否认，从１３岁这么小的年龄开始（而在“自由的”工业部门甚至是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就不断地把劳动阶级的时间全部侵吞，这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可怕的弊端…… 为了公共道德，为了培育出健壮的居民，为了使广大人民能有合理的生活享受，应当坚决要求在一切营业部门中把每个工作日的一部分留出来作为休息和余暇时间。”（莱昂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事实是，在１８３３年的法令以前，儿童和少年被迫整夜、整日或整昼夜从事劳动。”（１３４）
现代工业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从１８３３年颁布了有关棉、毛、麻、丝等工厂的工厂法起才出现的。１８３３年到１８６４年的英国工厂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
１８３３年的法令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应从早晨５点半开始，到晚上８点半结束。在这１５小时的界限内，在白天的任何时间使用少年（从１３岁到１８岁）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除某些特别规定的情况外，每个少年每天不得做工１２小时以上。法令的第６节规定：“在限制的劳动时间内，每人每天至少应有１１/２小时的吃饭时间”。除开下面要谈到的例外情况，禁止雇用未满９岁的儿童；９岁至１３岁的儿童的劳动每天限制为８小时。禁止９岁至１８岁的少年做夜工，也就是在该法令所说的晚上８点半至早晨５点半之间做工。
立法者根本不想触犯资本榨取成年劳动力的自由，即他们所说的“劳动自由”，于是想出一种别出心裁的制度来防止工厂法造成这种令人发指的后果。１８３３年６月２５日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１号报告说道：
“现时工厂制度的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这种弊病的唯一的方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病比要消除的弊病更大。”
这个“方案”于是就以“换班制度”（《Ｓｙｓｔｅｍ of Ｒｅｌａｙｓ》；在英语和法语中，Ｒｅｌａｙ都指到驿站换马）的名义实施了。例如，９岁到１３岁的儿童分成两班，一班从早晨５点半到午后１点半，另一班从午后１点半到晚上８点半，等等。
工厂主先生们极端厚颜无耻地无视最近２２年来所公布的一切有关儿童劳动的法律，为了奖赏他们，如今又给他们吞服的药丸涂上一层金色。议会决定，未满１１岁的儿童从１８３４年３月１日起，未满１２岁的儿童从１８３５年３月１日起，未满１３岁的儿童从１８３６年３月１日起，不得在工厂从事８小时以上的劳动！这种对“资本”如此宽厚的“自由主义”，理应得到更多的赞赏，因为法尔医生、安·卡莱尔爵士、本·布罗迪爵士、查·贝尔爵士、加思里先生等等，一句话，当时伦敦最著名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在下院作证时都曾经说过，“危险在于迟缓！”。关于这个问题，法尔医生说得更尖锐：
“为了防止由任何原因引起的早死，立法同样是必要的。这种方法〈工厂方法〉无疑应看作是引起早死的最残酷的方法之一。”（１３５）同一个“经过改革”的议会，一方面出于对工厂主先生们的温情，迫使未满１３岁的儿童在几年内继续在工厂地狱里每周劳动７２小时；另一方面却在那也是一点一滴地给予自由的解放法令中，一开始就禁止种植园主强迫黑奴每周劳动４５小时以上！但是资本毫不体谅，却掀起了一个叫嚷了好几年的鼓动运动。运动主要是围绕着儿童的年龄标准问题，因为法律规定，儿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８小时，并且要受到一定的义务教育。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１０岁，或者至多到１１岁就结束了。工厂法完全生效的日期——不祥的１８３６年——越接近，工厂主这帮恶棍就越猖狂。他们确实把政府吓住了，于是政府在１８３５年建议把儿童年龄的界限从１３岁降为１２岁。但这时外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带有威胁性。下院没有勇气这样做了。它拒绝把１３岁的儿童扔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每天被压榨８小时以上。１８３３年的法令完全生效了。直到１８４４年６月一直没有变动。
在工厂劳动先是局部后是全部受到这项法令约束的十年间，工厂视察员的官方报告充满了关于这项法令无法实施的抱怨。１８３３年的法令规定，在早晨５点半到晚上８点半这十五小时内，每个“少年”和“儿童”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中断和停止他的十二小时或八小时劳动，完全由资本家先生们去决定，并且他们还可以为不同的人规定不同的吃饭时间，这样一来，这班先生很快就找到一种新的“换班制度”，让驿马不是在一定的驿站换班，而是在不固定的驿站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套上跑下去。我们不来进一步谈论这个制度的妙处，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但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制度不仅使整个工厂法的精神，而且使它的条文都落空了。既然每个儿童和少年的帐册如此复杂，工厂视察员有什么办法迫使工厂主遵守法定的劳动时间和吃饭时间呢？以前那种残酷的不法行为很快地又在许多工厂中畅行无阻。工厂视察员在同内务大臣的一次会见（１８４４年）时证明说，在新发明的换班制度下不可能实行任何监督。（１３６）但这时情况毕竟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从１８３８年以来，工厂工人把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当作自己经济上的竞选口号，正象他们把宪章当作自己政治上的竞选口号一样。甚至一部分按照１８３３年法令来经营工厂的工厂主，也上书议会，控告某些“口是心非的弟兄”进行不道德的“竞争”，因为这些人由于更加厚颜无耻或拥有较有利的地方条件就违反法律。此外，尽管一个个的工厂主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工厂主阶级的代言人和政治领袖却要求对工人采取另一种态度和使用另一种语言。他们已经发动了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为了取得胜利，需要工人的帮助！因此，他们不仅答应把大圆面包加大一倍，而且答应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内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１３７）所以，他们就更不能去反对那种只以实行１８３３年法令为目的的措施了。最后，托利党人由于自己的最神圣的利益即地租受到威胁，也用博爱家的口吻大骂他们的敌人的“可耻行为”（１３８）。
于是就出现了１８４４年６月７日的补充工厂法案。它从１８４４年９月１０日开始生效。它又把另一类工人，即１８岁以上的妇女，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她们在各方面都受到与少年工相同的待遇，她们的劳动时间限制为１２小时，禁止做夜工，等等。立法第一次被迫对成年人的劳动也进行直接的正式的监督。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的工厂报告讽刺地说：“就我们所知，成年妇女还从未抱怨过这种侵犯她们权利的行为。”（１３９）
１３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每天６１２小时，在有些条件下是７小时。（１４０）
为了防止滥用虚假的“换班制度”，法律又规定了下列重要的细则：“儿童和少年的工作日，应该从有任何一个儿童或少年早晨在工厂里开始劳动的时候算起”。
按照这个规定，如果Ａ是从早晨８点开始劳动，Ｂ是从１０点开始劳动，那末，Ｂ的工作日仍然要和Ａ的工作日一样，应在同一时间结束。开工时间应以某个公共时钟为准，例如，以附近的铁路时钟为准，工厂的钟要和这个铁路时钟保持一致。工厂主必须在工厂张贴大字印刷的时间表，说明上工、下工、休息的时间。１２点以前上工的儿童不得在下午１点钟以后又做工。这样，下午班就不能再有上午班的儿童。受法律保护的全体工人都要有１１/２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应在同一时间吃饭，其中至少有１小时应在下午３点以前。儿童或少年至少应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否则不得让他们在下午１点以前做工５小时以上。儿童、少年和妇女不得留在某种劳动过程正在进行的厂房中吃饭，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详尽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些规定的实施使工厂的成年男工的工作日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因为在大多数生产过程中，必须有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协作。所以总的说来，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期间，受工厂立法约束的一切工业部门，都普遍一致地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日。
但是，工厂主如果没有得到某种“退步”作补偿，是不会容忍这种“进步”的。在他们的敦促下，下院把可以雇用的儿童的最低年龄从９岁减为８岁，以保证资本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得到“工厂儿童的追加供给”（１４１）。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在英国经济史上划了一个时代。谷物法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进口税取消了，自由贸易被宣布为立法的指路明灯！一句话，千年王国出现了。另一方面，宪章运动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在这期间达到了顶点。它们在渴望报仇的托利党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尽管以布莱特和科布顿为首的言而无信的自由贸易派疯狂反抗，争取了多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终于由议会通过了。
１８４７年６月８日的新工厂法规定，从１８４７年７月１日起，“少年”（从１３岁到１８岁）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１１小时，从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起，再最终限制为１０小时。在其他方面，这个法令只是１８３３年和１８４４年的法令的修正补充。
资本先发制人，想使这个法令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不能完全实行。而且，似乎由于取得经验教训而变得聪明的工人自己应当来帮助再一次破坏自己的事情。时机是选择得很巧妙的。
“必须记住，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爆发了可怕的危机，工厂工人深受其害，因为很多工厂开工不足，有些工厂完全停工。大量工人的生活非常窘迫，很多工人负有债务。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他们宁愿劳动时间更长一些，以便弥补过去的亏损，偿还债务，或者从当铺赎回自己的家具，或者把卖掉的东西再补充进来，或者为自己和家属添制新衣。”（１４２）
工厂主先生们普遍把工资降低了１０％，企图以此来助长这种状况的自然作用。而这就是所谓向自由贸易新纪元的献礼。后来，工作日缩短为１１小时，工资又降低８１/３％，最后工作日缩短为１０小时，工资降低的百分比再增加一倍。因此，凡是在情况允许的地方，工资至少降低了２５％。（１４３）在这样准备妥当的时机下，就在工人中间展开了废除１８４７年法令的鼓动。欺骗、诱惑、威胁的手段全都用了，但都是枉费心机。虽然在工人中间征集到了半打请愿书，诉说“他们深受这个法令的压迫”，但是在口头询问这些请愿者的时候，他们说是被迫签名的。“他们是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而是受某种人的压迫。”（１４４）工厂主们既然无法使工人说出他们工厂主想说的话，于是自己就以工人的名义在报刊上和议会里大叫大嚷。他们指责工厂视察员是一种国民公会委员，说他们要靠残酷无情地牺牲不幸的工人，来实现他们改善世界的奇想。
但是这一招也没有得逞。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本人以及通过他的助手在郎卡郡的工厂中询问了很多证人。在被询问的工人中，赞成十小时工作日的将近７０％，赞成十一小时的百分比要小得多，赞成原来的十二小时的只占极少数。（１４５）
另一个“友好的”花招是使成年男工劳动１２—１５小时，然后宣布这是无产阶级内心愿望的最好的表达。但是“残酷无情的”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马上又出现了。大多数“加班加点工人”声称：
“他们宁愿劳动１０小时而少拿些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纺纱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们拒绝延长劳动时间，别人马上就会把他们挤走。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把劳动时间延长一些，或者流落街头。”（１４６）
资本想先发制人，但是失败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于１８４８年５月１日生效。但同时，宪章派也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关进监狱，他们的组织遭到破坏。宪章派的失败已经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信心。不久，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使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派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护关税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和反对派，教士和自由信仰者，年轻的娼妇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工人阶级到处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被革出教门，受到“嫌疑犯处治法”的迫害。
工厂主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不仅公开起来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而且反对１８３３年以来企图对劳动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这是一次缩小型的“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这次叛乱蛮横无耻，疯狂已极，持续了两年多，而这样做是十分便宜的，因为叛乱的资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进行冒险。
为了便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应当记住：１８３３年、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７年的各个工厂法，凡是在后者没有对前者做修改的地方，都保留了法律效力；这三个法令都没有限制１８岁以上的男工的工作日；从１８３３年以来，早晨５点半至晚上８点半这１５小时的时间始终是法定“日”，在这个界限以内，少年和妇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起先劳动１２小时，后来劳动１０小时。
某些地方的工厂主开始把他们雇用的少年工和女工解雇一部分，有时甚至解雇一半，同时却把几乎已经绝迹的夜工在成年男工当中恢复了。他们叫嚷说，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使他们别无出路！（１４７）
第二步是针对法定的吃饭时间，让我们听听工厂视察员是怎样说的：
“自从工作日限制为１０小时以来，工厂主们就说（虽然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所说的东西），如果劳动是从早晨９点到晚上７点，那末他们在早晨９点以前拿出１小时，在晚上７点以后拿出半小时，总共用１１/２小时作为吃饭时间，这也就是充分地执行法令的规定了。现在，在某些场合，他们准许有半小时或１小时的午饭时间，但是他们坚持说，他们没有义务把这１１/２小时的任何部分包括在十小时工作日之内”（１４８）。
因此，工厂主先生们硬说，１８４４年法令关于吃饭时间的十分详细的规定，只是允许工人在进厂以前和离厂以后，即在自己家里吃饭喝水！工人为什么不应当在早晨９点以前吃午饭呢？但是皇家法官裁决说，法律规定的吃饭时间“必须安排在实际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让工人从早晨９点到晚上７点连续不停地劳动１０小时是不合法的”（１４９）。
经过这几场愉快的示威后，资本采取了与１８４４年法令条文相适应的即合法的步骤来进行反叛。
诚然，１８４４年的法令规定，上午１２点以前做工的８—１３岁的儿童不准在下午１点以后继续做工。但是在中午１２点或下午开始做工的儿童的６１２小时劳动，法令却未作任何规定！因此，可以使中午１２点开始做工的８岁儿童在１２点至１点之间干１小时，在下午２点至４点之间干２小时，在５点至晚上８点半之间干３１/２小时，总共是法定的６ １/２小时！甚至还有更妙的办法。为了使儿童的劳动同干到晚上８点半的成年男工的劳动配合起来，工厂主只要在下午２点以前不给儿童活干，就可以使他们在工厂中连续不停地干到晚上８点半！
“现在人们公开承认，近来由于工厂主拚命使机器开动１０小时以上，在所有的少年和妇女都离开工厂以后，８—１３岁的男女儿童被留下来和成年男工一起干到晚上８点半，这种办法已在英国实行。”（１５０）
工人和工厂视察员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但资本回答说：“我的行为没有越轨，我要求我的权利！那就是我的契约上规定的罚金和抵押品！”
事实上，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６日向下院提出的统计材料表明，尽管有各种***，到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５日为止，还有２５７家工厂的３７４２个儿童受着这种“办法”的折磨。（１５１）不仅如此！资本的山猫眼睛发现，１８４４年的法令规定，在上午连续劳动５小时至少要休息３０分钟，但是关于下午的劳动却没有任何类似的规定。因此，资本要求而且确实也迫使８岁的童工不仅从下午２点一直拚命干到晚上８点半，而且还要挨饿！
对于１８４４年法令限制儿童劳动的条款，资本家象夏洛克那样死抓住法令条文不放，但这只是为了对该法令限制“少年和妇女”的劳动的这同一项条款进行公开的反叛。我们记得，消灭“虚假的换班制度”是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工厂主开始反叛这个法令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声明说，１８４４年法令禁止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任意分小段时间来使用少年和妇女的条款，“在劳动时间限制为１２小时的时候，还是比较没有妨害的。而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情况下，它们就是难以忍受的不公平了”（１５３）。
因此，他们用最冷静的态度向视察员宣称，他们将不理睬法律的条文，他们打算自行恢复旧的制度。（１５４）据说，这将符合于听了不良劝告的工人本身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是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下保持大不列颠的工业优势的唯一可能的办法。”（１５５）“在换班制度下要发现违法情况也许有些困难，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为使工厂视察员及其助手省掉一些小小的麻烦，就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巨大的工厂利益看成是次要的东西吗？”（１５６）
当然，所有这些遁辞都无济于事。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诉讼。但是工厂主的请愿书立即象雪片似地飞向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以致他在１８４８年８月５日的通令中晓谕视察员：“只要还没有证实换班制度被滥用来使少年和妇女劳动１０小时以上，一般不要按违背法令条文来追究”。
在这以后，工厂视察员约·斯图亚特就准许苏格兰全境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实行所谓换班制度，于是这种制度很快就象以前那样盛行起来。而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则声明，内务大臣没有权力自作主张中止法律的实施，并且继续向法庭控告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者。
但是，既然法庭，郡治安法官（１５７）宣判他们无罪，那传讯又有什么用呢？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举一个例子。克肖—莱塞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奇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滨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他如果不是埃斯克里奇的星期五，至少也是他的亲戚——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尔特市治安法官。庭上坐着４位法官，其中３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鲁滨逊无罪，并且过，对鲁滨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１５８）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１５９）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叫道：“这种审判把戏急须改革……或者是使法律适应这种宣判，或者是让一个犯错误较少、在一切这样的场合都能使判决适应法律的……法院去执行。多么需要领薪水的法官啊！”（１６０）
皇家法官宣布工厂主对１８４８年法令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社会的救主们坚持原来的想法。莱昂纳德·霍纳报告说：“我在７个审判区中提出１０件诉讼，试图强制人们执行法律，可是只有一件诉讼得到治安法官的支持……我认为再对违法行为提出诉讼是徒劳无益的。法令中规定劳动时间要整齐划一的那一部分条文……在郎卡郡已经不发生效力。我和我的助手没有任何办法能使自己确信，在实行所谓换班制度的工厂里，确实不让少年和妇女劳动１０小时以上…… １８４９年４月底，在我的管区里已经有１１４家工厂采用这种方法，近来这种工厂的数目还在急剧增加。一般说来，现在工厂的劳动是１３１/２小时，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７点半；也有劳动１５小时的，从早晨５点半到晚上８点半。”（１６１）
还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莱昂纳德·霍纳就列举出６５个工厂主和２９个工厂监工，说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换班制度下，任何监督制度都不能阻止过度劳动的广泛流行。（１６２）同一批儿童和少年时而由纺纱车间调到织布车间，时而在１５小时之内由这个工厂调到那个工厂。（１６３）这样一种制度怎能加以监督呢，“它滥用换班之名，把工人象纸牌一样按无限多样的方式混杂起来，并且天天变更各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以致同组的全体工人永远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工！”（１６４）
但是，完全撇开现实的过度劳动不说，这种所谓换班制度是资本幻想的产物，连傅立叶关于“短时工作”的幽默描写都相形见绌，所不同的只是，劳动的吸引力变成了资本的吸引力。我们来看看工厂主所编造的那些计划吧，它们被有声望的报纸誉为“在相当精细和适当的安排下才能做出的事物”的典范。工人有时被分为１２至１５个类别，各类别本身的组成部分不断改变。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资本一会儿把工人拉来干３０分钟，一会儿拉来干１小时，然后又把他推开，接着又把他拉来，然后再把他推开，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地把他赶来赶去，但是在他未做满１０小时之前，决不把他放掉。就象在舞台上一样，同样一些人物要在各幕戏的各个场次轮流出场。但是也正象演员在整个戏的演出中是属于舞台一样，现在，工人在１５小时之内是属于工厂，其中还不包括上下工走路的时间。于是，休息时间变成了强制闲逛的时间，它把少年男工赶进酒店，把少年女工赶进妓院。资本家力图不增加工人而使自己的机器开动１２小时或１５小时，为此他们每天都想出新的妙法，这就使工人不得不抓住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期间，工厂主大喊大叫，说工人歹徒们请愿的目的是想用１０小时的劳动取得１２小时的工资。现在他们是反过来了。他们支配劳动力１２小时或１５小时，而只支付１０小时的工资！（１６５）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工厂主所解释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正是这些假献殷勤、满嘴博爱的自由贸易论者，在宣传反对谷物法的整整十年中，一分一毫地算给工人听，说如果可以自由输入粮食，那末按照英国工业的能力，只要实行十小时的劳动就足以使资本家发财致富了。（１６６）
资本进行了两年的叛乱终于取得了胜利：英国四个高等法院之一，高等控诉院，于１８５０年２月８日判决一件案子时宣布，虽然工厂主违反了１８４４年法令的精神，但是这个法令本身的某些词句已经使法令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判决废除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１６７）很多以前不敢对少年和女工实行换班制度的工厂主，现在都双手抓住换班制度不放了。（１６８）
但是，随着资本获得表面上的最后胜利，情况立即又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工人虽然日复一日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势。现在他们在郎卡郡和约克郡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表示***。他们提出，所谓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场骗局，只是议会的欺诈行为，根本就未存在过！工厂视察员严重地警告政府说，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厂主也抱怨起来：
“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决，势必造成十分不正常的、无政府的状态。在约克郡是一种法律，在郎卡郡又是一种法律，在郎卡郡的某一教区是一种法律，在邻近的教区又是一种法律。大城市的工厂主可以逃避法律，小地方的工厂主找不到必要的人手来实行换班制度，更不必说把工人从一个工厂调到另一个工厂……”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被议会在１８５０年８月５日新的补充工厂法中固定下来。“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５天从１０小时延长为１０１/２小时，星期六限制为７ １/２小时。劳动时间应从早晨６点至晚上６点（１６９），其中休息１１/２小时作为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应当统一，并且要符合１８４４年的规定等等。这样，换班制度就永远结束了。（１７０）关于儿童劳动，１８４４年的法令仍然有效。
有一类工厂主，这一次也和以往一样，保全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儿童的特殊的领主权。他们是丝厂厂主。１８３３年他们曾咄咄逼人地喊叫：“如果剥夺他们让各种年龄的儿童每天劳动１０小时的自由，那就等于让他们的工厂停工。”他们说，他们无法买到足够数量的１３岁以上的儿童。他们强行取得了想要取得的特权。后来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借口纯系捏造（１７１），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整整１０年内，每天用１０小时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１７２）１８４４年的法令虽然“抢走了”他们让不满１１岁的儿童每天劳动６１/2２小时以上的“自由”，但是保证了他们让１１—１３岁的儿童每天劳动１０小时的特权，并且取消了儿童在其他工厂本来可以受到的义务教育。这一次的借口是：“细巧的织物需要灵巧的手指，而这只有年幼时进工厂才能做到。”（１７３）儿童们由于手指细巧而被杀戮，正如俄国南部的牛羊由于身上的皮和油而被屠宰一样。最后，１８４４年准许的这种特权，到１８５０年又受到限制而只适用于捻丝和缫丝部门了；但是，为了补偿资本失掉这种“自由”而遭到的损失，１１—１３岁儿童的劳动时间从１０小时延长到１０１/２小时。借口是：“丝厂的劳动比其他工厂轻，对健康损害较少。”（１７４）后来，官方医生的调查表明，情况正好相反，“丝业区的平均死亡率异常高，人口中妇女部分的平均死亡率甚至比郎卡郡棉纺织业区还高”（１７５）。
尽管工厂视察员每半年提出一次***，但是这种恶劣现象一直继续到现在。（１７６）
１８５０年的法令只是把“少年和妇女”的劳动时间从１５小时改为１２小时，即从早晨５点半至晚上８点半改为从早晨６点至晚上６点。就是说，这种改变不适用于儿童，他们照旧可以在开工前半小时和完工后２１/２小时内被使用，尽管他们劳动的总时间不得超过６ １/２小时。在讨论法案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曾向议会提出统计材料，说明这种反常现象造成了可耻的滥用。但是毫无效果。因为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企图，就是想借助于儿童在繁荣年代重新把成年男工的工作日延长到１５小时。以后３年的经验表明，这种企图由于成年男工的反抗必定遭到失败。（１７７）因此，１８５０年法令终于在１８５３年作了补充：禁止“在少年和妇女早晨上工前和晚上下工后使用童工”。从那时起，除了少数例外情况，１８５０年的工厂法把受它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制之内了。（１７８）从第一个工厂法颁布以来，到这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１７９）
１８４５年公布的“印染工厂法”，使立法第一次超出了它原有的范围。资本容许这种新的“狂暴行为”时的不悦心情，贯穿法令的每一行！这个法令把８—１３岁的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日限制为１６小时，从早晨６点到晚上１０点，并且没有规定任何法定的吃饭时间。它容许人们任意使１３岁以上的男工日夜劳动。（１８０）这是议会的一次流产。（１８１）
但是，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胜利了。１８５３—１８６０年时期这些部门的惊人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工厂工人体力和精神的复活，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工业部门与那些仍旧是“自由的”剥削领域所形成的对照。（１８２）“政治经济学”上的伪善者现在也宣称，认识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们这门“科学”的突出的新成就。（１８３）不难了解，在工厂大亨们被迫服从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为加强。这就是从１８６０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
染厂和漂白厂（１８４）在１８６０年，花边厂和织袜厂在１８６１年分别受１８５０年工厂法的约束。由于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１号报告（１８６３年），一切瓦器业（不仅是陶器业）、火柴厂、雷管厂、弹药厂、壁纸厂、天鹅绒厂以及许多统称为“最后整饰”的作业，都遭受同样的命运。１８６３年，“露天漂白厂”（１８５）和面包房分别受专门法令的约束，在前一种工厂中禁止在夜间（从晚上８点至早晨６点）使用儿童、少年和妇女做工，在面包房中禁止在晚上９点至早晨５点使用１８岁以下的面包工人。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以后的各次建议，英国一切重要工业部门，除农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以外，都有被夺去“自由”的危险，关于这些建议我们以后还要谈到。（１８５ａ）
７．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读者会记得，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隶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读者还会记得，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阐明的观点看来，只有独立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为商品出卖者与资本家缔结契约。因此，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的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另一方面是身体上和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劳动，那末我们只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劳动的特殊领域，把后者看作这种榨取的最鲜明的例子。但是，即使暂不涉及以后的阐述，仅仅根据历史事实的联系，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革命的工业部门中，即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棉、毛、麻、丝等纺织业中，资本无限度地、放肆地延长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满足。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１８６），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因此，这种监督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情况由法律规定的。（１８７）但是，当这种监督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以及老式的手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谓家庭劳动（如制钉业等）（１８８），也都象工厂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象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罗马决疑法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厂。（１８９）
第二，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１９０）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１９１）所以，工厂哲学家尤尔咒骂说，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旗帜上。（１９２）
法国在英国后面慢慢地跟了上来。在那里，十二小时工作日法律（１９３）曾不得不由二月革命来催生，但是这个法律同它的英国原版比起来更加不完备。虽然如此，法国的革命方法还是显示了它的独特的优点。它一下子就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国立法却时而在这一点上，时而在那一点上被迫向环境的压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１９４）另一方面，法国法律作为原则宣布的东西，在英国则只是以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名义争取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直到最近才作为普遍的权利提了出来。（１９５）
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８月）宣布：
“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誓以全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１９６）
与此同时（１８６６年９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８小时。”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１９７）。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１９８）；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１９９），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２００）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２０１）。多么大的变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