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压力和碰撞的力学到感觉和思维的结合，存在着一个由各中间梯级构成的统一的和唯一的阶梯。”
凭着这样的断言，杜林先生就避开对生命的起源作稍稍进一步的说明了，虽然对一位曾经追溯宇宙的发展直至自身等同的状态并且感到在其他天体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思想家，是可以期望他也确切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此外，如果没有前面提到的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①作为补充，杜林先生的这个断言也只有一半是对的。尽管会有种种渐进性，但是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力学转变到分子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机制，更是如此。271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越来越稀少和不显著。——这样又要黑格尔来纠正杜林先生了。
目的概念帮助杜林先生在概念上转到有机界。这又是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在概念论中——借助于目的论或关于目的的学说从化学机制转到了生命。在杜林先生那里，无论往哪里看，总是碰到某种黑格尔的“粗制品”，而他却毫不难为情地拿它冒充他自己的根底深厚的科学。在这里去研究目的和手段的观念运用于有机界究竟会正确和适用到什么程度，那就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甚至运用黑格尔的“内在的目的”——即不是被一个有意识地行动着的第三者（如上帝的智慧）纳入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也经常使得那些缺少哲学素养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加给自然界。这位杜林先生在别人表现出一点点“降神术”倾向的时候表示无比的义愤，可是他本人却明确地断言，
“本能的感觉主要是为了获得与它们的活动密不可分的满足而被创造出来的”。
可怜的自然界“不得不经常地一再地维持对象性世界的秩序”，同时它要处理的还不止这样一件事：“要求自然界具有比通常所承认的更大的纤巧性”。但是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它不仅要做家庭女仆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纤巧性——这本身已经是主观的自觉的思维中的十分美好的东西，它也具有意志；因为，本能的附加物（本能附带地执行现实的自然机能，即喂养、繁殖等等）“我们应当视为不是直接而只是间接企求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因而已经站在一座不是从静到动、而是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的“桥”上。也许杜林先生想稍微从事一下“自然哲学的半诗”？
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有机界，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只限于反对这种自然哲学的半诗、反对“具有轻浮的表面性和所谓科学的神秘化的江湖骗术”、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诗化的特征”的斗争。
首先受到责备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经济学搬进自然科学，说他拘泥于牲畜饲养者的观念，说他用生存斗争来从事不科学的半诗，说整个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达尔文从他的科学旅行中带回来这样一个见解：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为了在家乡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除了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以外，他再没有更好的观察场所了。在这方面英国正是典型的国家；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成就，同英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不能相比。此外，大部分成果是在最近一个世纪获得的，所以要确定事实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当时达尔文发现，这种培育工作在同种的动物和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比那些公认为异种的动物和植物的区别还要大些。这样，一方面，物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具有异种特征的有机体可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于是达尔文又研究了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原因：它们没有培育者的自觉意图，经过很长时间，会在活的有机体中造成类似人工培育所造成的变异。他发现这些原因就在于自然界所产生的胚胎的惊人数量和真正达到成熟的有机体的微小数量之间的不相称。而由于每一个胚胎都力争发育成长，所以就必然产生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搏斗或吞噬，而且甚至在植物中还表现为争取空间和阳光的斗争。很明显，在这一斗争中，凡是拥有某种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都最有希望达到成熟和繁殖。这些个别特质因此就有了遗传下去的趋势，如果这些特质在同种的许多个体中发生，那么，它们还会通过累积的遗传按既定的方向加强起来；而没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就比较容易在生存斗争中死去，并且逐渐消失。物种就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异。
杜林先生反对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他说：正如达尔文本人所承认的，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国民经济学上的人口理论家马尔萨斯的观点的普遍化中去寻找，所以这个理论也就具有关于人口过剩问题的马尔萨斯牧师的观点所固有的一切缺陷。——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白白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尔萨斯的解释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迄今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定会对物种进化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定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探讨问题的这个积极的方面。不探讨这个方面，生存斗争就必然会一再遭到非难。据他说，在没有意识的植物中和在驯顺的食草动物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生存斗争：
“按照确切的意义说来，在兽类中，只有在通过抢夺和吞噬来获取食物时，才有生存斗争”。
他把生存斗争这个概念限制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以后，就可以对这个被他自己限制在兽类中的概念的兽性任意发泄他的满腔愤怒了。但是这种义愤只能针对杜林先生本人发出，他正是这种被作了限制的生存斗争的唯一炮制者，所以也只能由他对此负责。因此，不是达尔文“在野兽中寻找自然界一切活动的规律和理解”，——达尔文恰恰把全部有机界包括在这个斗争中了，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制造的幻想妖怪在寻找这些东西。此外，生存斗争这个名称尽可以作为杜林先生的高尚义愤的牺牲品。至于这种事实在植物中也存在，关于这一点，每块草地、每块谷田、每片树林都可以向他证明，而且问题不在于名称，不在于叫作“生存斗争”或者叫作“生存条件的缺乏和机械作用”，而在于这一事实如何影响物种的保存或变异。关于这个问题，杜林先生始终固执地保持沉默。因此，在自然选择方面，暂时还得任其一切照旧。
但是，达尔文主义“从虚无中得出自己的变化和差异”。
当然，达尔文在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单个个体变异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体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出这些原因——这些原因直到现在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在这方面夸大自己的发现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注重个体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而忽视重复出现的个体变异的原因，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建树的人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体的变化，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培育者的智慧”，那么培育者也必定同样是从虚无中得出动植物形态的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变化的。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最近、特别是通过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作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变异的方面。甚至这一点杜林先生也感到不中意。
“对自然界所赋予的或者所剥夺的生活条件的真正适应，要以受观念支配的推动力和活动为前提。否则，适应只是一种假象，而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因果性并没有超越物理学的、化学的和植物生理学的东西的低级阶段。”
又是名称使杜林先生恼怒了。但是，无论他怎样称呼这个过程，在这里，问题只在于这样的过程是否引起有机体的种的变异？社林先生再一次不作任何答复。
“如果某种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它能够得到最大量阳光的途径，那么这种刺激作用只不过是物理力和化学动因的结合；如果有人在这里想不用比喻而根据文字本义来谈适应，那么这一定会把降神术的紊乱带到概念中去。”
这个人对别人是如此严格，而他本人竟十分确切地知道自然界是按照谁的意志做这件事或那件事，竟去谈论自然界的纤巧性，甚至还谈到自然界的意志！确实是降神术的紊乱，然而是在哪里？在海克尔那里呢，还是在杜林先生那里？
不仅是降神术的紊乱，而且也是逻辑上的紊乱。我们已经看到，杜林先生竭尽全力让目的这一概念在自然界中起作用：
“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以自觉的意图为前提的。”
但是，他如此激烈反对的那种没有自觉意图、没有观念中介的适应，如果不是一种不自觉的有目的活动，又是什么呢？
因此，如果雨蛙和食叶昆虫是绿色的，沙漠中的动物是沙黄色的，两极的动物主要是雪白色的，那么它们肯定不是有意识地或按照某种观念获得这些颜色的；相反地，这些颜色只能从物理力和化学动因来说明。但是总不能否认，这些动物正是由于那些颜色才能合目的地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变得不易被自己的敌人发现。同样，某些植物用来捕捉和吞噬落在它们身上的昆虫的那些器官，对这种活动是适应的，甚至是合目的地适应的。因此，如果杜林先生坚持说，适应必须通过观念的中介，那么他只是用别的话来说：有目的的活动同样必须通过观念的中介，必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于是，像在现实哲学中通常遇到的情况那样，我们又来到有目的地活动的造物主那里，来到上帝那里了。
“以前，这样一种解释被称为自然神论，而且是不被重视的（据杜林先生说）；可是现在，看来在这方面人们又往后倒退了。”
我们从适应转到遗传。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也完全走上了歧途。据说达尔文断定，整个有机界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唯一的生物的后代。似乎在达尔文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所以在他那里一旦生殖或其他繁殖方法的线索中断，他就不得不立刻和他那追溯既往的观点一起陷入绝境。
断定达尔文认为一切现存有机体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说得客气点，这是杜林先生“本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6版倒数第2页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创造物，而是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272。
“植物界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系，动物界则有另一个品系”，而在二者之间，“还有若干独立的原生生物品系；它们中间的每一个品系都完全独立于上述二者而从一个独特的自生的原虫形态发展出来。”（《自然创造史》第397页）
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只是为了通过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当对比而尽可能地加以丑化；可是对他即杜林先生来说，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于斯密斯关于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大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有关创世和洪水的全部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古代异教徒宗教传说的一部分。
在达尔文那里，在自然科学那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他就立刻陷入绝境，这的确是对达尔文的一个严厉的但无可辩驳的责备。可惜我们的全部自然科学都应当受到这样的责备。在自然科学那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就陷入“绝境”。直到现在，除了由生物繁殖，自然科学还不能制造出生物，甚至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简单的原生质或其他蛋白体。因此，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能明确地断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现实哲学也许能够在这里助一臂之力，因为它拥有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独立并存的自然产物。这些产物是怎样产生的呢？是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的吗？但是到目前为止，甚至自然发生论的最大胆的代表也不过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产生细菌、菌类孢子以及其他非常原始的有机体，而没有提到昆虫、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如果这些同种的自然产物——当然是有机物，因为这里讲的只是有机物——相互间没有亲缘的联系，那么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们或者它们的每个祖先就只能靠造物主的单独行动而出现于世界。于是又回到了造物主和所谓的自然神论那里。
“把特性的有性组合的单纯行为当作产生这些特性的基本原则”。
这又是我们这位根底深厚的哲学家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相反地，达尔文说得很明确：自然选择这个用语只包括变异的保存而不包括变异的产生（第63页）。但是，把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硬加给他，这种新的手法却能帮助我们去接受杜林的下述深刻见解：
“如果在生殖的内在模式中找出某种独立变异的原则，那么这种思想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把普遍发生原则和有性繁殖原则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并且从更高的观点出发，把所谓的自然发生不是看作再生产的绝对对立物，而正是看作一种生产，这是很自然的思想。”
能够写出这种胡言乱语的人，居然还有脸去责备黑格尔的“行话”！
杜林先生对自然科学依仗达尔文学说的推动而取得的巨大进展怒不可遏，他用来表示这种愤怒的令人厌烦的矛盾百出的唠叨和怨言已经够多的了。无论是达尔文还是他在自然研究家中间的追随者，都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方法来缩小拉马克的伟大功绩；而且正是他们最先重新推崇他。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马克时代，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足以对物种起源的问题作出并非预测性的即所谓预言式的回答。不过，从拉马克那时以来，在从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内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还出现了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两门崭新的科学：对植物和动物的胚胎发育的研究（胚胎学），对地球表面各个地层内所保存的有机体遗骸的研究（古生物学）。于是发现，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植物和动物在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但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
但是关于有机生命的进化，现实哲学能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呢？
“……物种的变异性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定”。但是，“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也同样有效。
据此就应当这样认为，异种的自然产物，即变异着的物种，是一个传自另一个的，而同种的就不是这样。可是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就是对变异着的物种来说，
“亲缘关系，相反地，也不过是自然界的极其次要的行为”。
这毕竟说的是亲缘关系，尽管是“次要的”。我们高兴的是，杜林先生在对亲缘关系说了那么多坏话和糊涂话之后，终于又把它从后门放进来了。对于自然选择也是如此，因为他在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正是通过它来实现的——发泄了全部义愤之后，突然又说：
“因此，生物的本性的更深刻的根基应该在生活条件和宇宙关系中去寻找，而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只能算是次要的。”
这毕竟说的是自然选择，虽然也是次要的；这样，同自然选择
一起存在的，还有生存斗争，从而也还有马尔萨斯牧师的人口过剩
论！这就是一切，至于其余的，杜林先生指点我们去请教拉马克。
最后，他警告我们不要滥用变态和发育这些字眼。他说，变态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而发育概念，只有在发育规律真正能够得到证实时才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如果用“组合”来代替这两个名词，那就会十全十美了。又是老一套：一切照旧，只要我们把名称改变一下，杜林先生就十分满意了。如果我们说小鸡在蛋内的发育，我们就会造成混乱，因为我们只能不充分地证实发育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说它的“组合”，那么一切都清楚了。因此，我们今后将不再说：这个小孩发育得很好，而说：这个小孩组合得极好。我们得恭贺杜林先生，他不仅在高贵的自尊心方面，而且在作为未来的作曲家的资格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贝龙根的戒指》的作者并肩而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