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扼杀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它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戏剧的下几幕中。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日和它那些四散奔逃的小资产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大吹大擂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在它的整个生存空间为所欲为，但是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在联合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使得法国一想到红色无政府状态的可怕前景就心惊肉跳，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可怕前景贴现给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马刀统治了它。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它自己的报刊也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它自己的沙龙也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戒严也实行到了它头上。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团，它自己的陪审团也被军事委员会代替。它把国民教育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教士也把它置于自己的教育之下了。它不经审判就流放囚犯，它自己也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任何运动，它自己的社会的任何运动也遭到了国家权力的镇压。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也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徒阿尔塞尼乌斯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50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理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理。无需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覆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都会立刻使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这样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失败。
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12月2日的一项命令中废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正式登记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后边。12月4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下令在巴黎各个街口张贴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的指挥者。这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对1848年六月事变、1849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记忆犹新，不愿意在山岳党25的旗帜下作战，于是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兵痞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它的武器来反对它自己！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12月2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无言语的力量对言语的力量的胜利。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这样，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地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①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工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一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
虽然如此，国象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以实现。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拿破仑法典规定：“不许寻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仑。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
从路易十四时起，在法国农民还没有“因为蛊惑者的阴谋”而遭到过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350，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158。
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展开了斗争；这一过程是在教师和教士的不断斗争的形式下进行的。资产阶级压倒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现在镇长和县官之间的不断冲突上。资产阶级撤换了镇长。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说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制的信赖，它曾把这种农民宗教产生的条件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他们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决。1848年以来的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抱有成见，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省份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们的意见，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只是现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仑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19世纪的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1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洞口，有的有两个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个洞口。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秩序。这种“物质秩序”也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号。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划一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作一种体面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强制性赋税。这种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产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产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穷化的最后的可能性。大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拿破仑观念”。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说来，保存他的制度又如同饭碗问题一样地迫切，那么，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于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宫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官依赖胄然力并且对从上面保护它的权威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么，债台高筑、同社会和权威反目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才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朗贝尔先生所想的35l刚刚相反罢了。
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薄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在其制度内在矛盾驱使下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么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他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清教徒在康斯但茨宗教会议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井悲叹必须改革风气时，红衣主教皮埃尔·大利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假誓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无秩序还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间阶级。所以他就自命力中间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间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间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间阶级的物质力量，那么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独特的标志。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已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354的治国良策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抽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犯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
工业和商业，即中间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治理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事先知悉秘密的人在交易所进行承租权上的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同时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只对它有利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金。因此必须对食利者下手，把利息由五厘改为四厘五，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必须再给中间等级一些甜头；因此零买酒喝的大众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大批买酒喝的中间等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但是许诺将来会出现团体的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抵押银行就加重农民债务井加速财产集中。但是必须利用这些银行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兹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设施，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机关、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购买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购买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买卖过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L.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活：“C’est 1e premier vol de 1’aig1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毋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加尔都西会355修士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Tu fai conto sopra ibeni，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按分钟来计算。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人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说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么人们对这个会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C’est leroi des dr1es“，“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亲属拿来跟摄政时期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像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读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
大约写于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 载于1852年5月《革命》杂志第1期 原文是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