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首要条件是分离；斗争的首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的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时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由于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而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一片灰暗的活，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赤色幽灵”终于出现，那么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325，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他自己的升天节这一夭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派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一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国民议会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国民议会中，路易—菲力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说来，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而且这个党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的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将军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为首的、大约50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它占有200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同等强大。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荤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于五个省的选票集中到他身上而升为议会贵族。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了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猎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代表。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反对新闻出版、结社等等，并且还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以此来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150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203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难道真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么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地产和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中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埃姆斯216，在克菜尔蒙特218，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历史剧演出时，在扮演一个议会大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秩序党身分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么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解，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亮出自己统治的政治资格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分出面，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统派的贝里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后者缠着三色绶带，以护民官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与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者发觉自己受到了亏待，它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的山岳党，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举行了和解宴会，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从而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制服民主派小资产者，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整垮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者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形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人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V条，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54条还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5月8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1849年6月11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赖德律-洛兰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月1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六月十三日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不受宪法保护”；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按照议会规则受到国民议会议长的琐碎的监管。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者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里昂——在那里六月十三日事变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弃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构筑街垒。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所谓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城墙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么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么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了。
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还记忆犹新，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遭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大众化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的，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野蛮，太没有理智，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至宝，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局都遭失败，最后，或者是由于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们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六月十三日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无可怀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权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败，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谁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走着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那么这里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的党无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组织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大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人和其他民族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壮举来对付大陆上的专制暴君。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你们就是会吹牛皮！”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
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溃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它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权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权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根据梯也尔所下的定义，议会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议会大厦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么它把议会中最孚众望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立宪制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谋颠覆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违反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御波拿巴而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这位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骚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卫军在民主派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称赞；这个维埃伊拉竟参与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帐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对罗马的征讨，但这次征讨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最高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不过是一次和平的街头***。所以，对付这次***，是说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却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利茨。讲坛和报纸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怀有二心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尔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队；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
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站在军队一边，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镇压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地位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这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的示威***。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箝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体会期间，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保皇派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国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