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第一篇文章在9月27日就交给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但是，曾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为该报撰稿的伯恩施太德，却以版面不够为借口，一直拖到10月3日第79号才发表这篇文章（1847年9月30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02-103页）。第二篇文章刊登在该报10月7日第80号。但伯恩施太德反复在编者按中要求双方“停止互相指责”。——196。）

［第一篇］

布鲁塞尔9月26日。今天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至1848年2月28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开始传播革命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196。）刊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海因岑以反驳编辑部的无谓指责、为自己进行辩护为借口，大张旗鼓地开始同共产主义者论战。

编辑部建议双方不要进行论战。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本来只应发表海因岑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即确实是对指责他首先攻击共产主义者的说法加以反驳、为自己进行辩护的那一部分内容。即使“海因岑没有一份可供自己支配的报纸”，这也不能成为理由，说明应当提供一份报纸供他支配，让他发表连该报编辑部自己都认为是无聊的攻击性的东西。

不过，这篇文章的发表倒是向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帮助。过去任何一个党派所受到的责难，都没有像海因岑在这篇文章中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这样荒唐和狭隘。这篇文章最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是正确的。它证明，如果共产主义者以前一直没有抨击过海因岑，那么，现在就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了。海因岑先生一开头就以德国一切非共产主义激进派的代表自居；他想以一个党同另一个党争论的方式同共产主义者进行争论。他“有权要求”，他极其坚决地宣称：“必须估计到”共产主义者会做些什么，“必须要求他们”做些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什么。他把他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德国共和派与民主派”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完全混为一谈，并用“我们”一词来代表这些共和派说话。

海因岑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代表谁呢？

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小官吏，他在1844年还如痴如醉地向往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和可怜的德国宪法，他至多只是在私下小心翼翼地承认过，在很遥远的未来，共和国也许是值得向往而又能实现的。但是，海因岑先生认为在普鲁士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这一点是错了。他曾因为他那本关于官僚制度的蹩脚著作（连雅科布·费奈迭在多年以前写的一本论述普鲁士的著作都比他的好得多）（注：指卡·海因岑的《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和雅·费奈迭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197。）而不得不逃亡在外。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宣称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变成了革命家，当然也变成了共和派。在瑞士，他结识了严肃的学者卢格；后者向他传授了自己的那一丁点儿哲学，这种哲学是用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关于人的学说、黑格尔的影响和施蒂纳的高调拼凑而成的杂乱无章的东西。海因岑先生掌握了这一套东西之后，便以为自己成熟了，于是他右靠卢格，左靠弗莱里格拉特，开始了他的革命宣传。

当然，我们并不想责难海因岑先生从自由主义转向疯狂的激进主义。可是我们要指出，他这种转变完全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影响。当海因岑先生还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的时候，他对一切认为必须进行革命的人都加以攻击。一旦他不可能再进行合法斗争，他就声称这种斗争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而不考虑德国资产阶级目前还完全有可能进行这种斗争，而且他们的斗争常常具有十分合法的性质。他的退路一旦被切断，他就宣称必须立即进行革命。他不去研究并从总体上把握德国的情况，由此推断什么样的进步措施、什么样的发展以及什么样的办法是必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他不去弄清德国各个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同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确定应当遵循的政策，总之，他不是使自己适应德国的发展进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国的发展进程适应他自己。

当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曾激烈地反对过它。而一旦哲学变得反动，成了所有动摇分子、懦夫和雇佣文人的避难所，海因岑先生便不幸地同它合流了。对海因岑先生来说更加不幸的是，那个毕生都只充当改宗者的卢格先生，又使海因岑先生成了唯一在他的劝诱下改变信仰的人。因此海因岑先生肯定会使卢格先生得到安慰，因为至少有一个人自认为领会了卢格先生空洞言论的奥义。

海因岑先生究竟主张什么呢？他主张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是美国的传统和1793年的传统以及从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某些措施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具有鲜明的黑红黄色彩（注：海因岑主张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是一个类似瑞士联邦的自治国家的共和联邦。这个共和国的旗帜就是黑、红、黄三色旗。这也是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对待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观点与消除中世纪隔绝状态和政治上不统一的斗争相互矛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口号。见《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198。）。德国由于本国工业委靡不振，在欧洲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地位，以致它永远不可能发挥首倡精神，永远不可能首先宣布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永远不可能离开法国和英国而独立自主地建立共和国。任何一个脱离文明各国的运动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任何一次据称要独立自主地进行的、按照海因岑先生的主张将完全对德国各个阶级的实际运动置之不顾的德国革命，都是以黑红黄色装饰起来的纯粹幻想的产物。为了使这个光荣的德意志共和国更加光荣，海因岑先生把它嵌进卢格化的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学说的框子里，宣布它是即将出现的“人”的王国。所有这些层出不穷的幻想，难道都要德国人去实现吗？

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一切灾难的祸首。这种论断不仅可笑，而且极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庸碌无能、昏聩愚蠢的傀儡的阿谀谄媚，实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为他把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无限威力加在这帮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既然断言君主能造成如此多的灾祸，那他同时也就承认君主有能力做出同样多的好事。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应当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君主、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自己的压迫者。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

海因岑先生号召立即举行起义。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竭力在德国散发。试问：这种毫无意义的、盲目进行的宣传难道不是极其严重地损害着德国民主派的利益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吗？难道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动荡时期即30年代，德国境内没有散发过几十万份类似的传单、小册子吗？难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么成效了吗？试问：难道一个头脑多少还正常的人会异想天开地认为人民对这类政治说教和训诫将予以丝毫重视吗？试问：海因岑先生在他的传单中除了进行训诫和说教以外，什么时候还做过别的事情吗？试问：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顾及实际情况，就声嘶力竭地向全世界发出革命号召，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德国民主派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目前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的政府是应当受到鄙弃的，那种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报刊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不仅产生了政治压迫，而且首先产生了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行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花费精力这样做。他从来没有向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说明任何问题。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各阶级和党派的情况。他所做的，无非是在“暴动，暴动，暴动！”这一个题目上玩弄花样。

海因岑先生又是对谁进行这种革命说教的呢？首先是对小农这个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近600年来，一切进步的运动都发源于城市，其结果就是：第一，农民的独立民主运动（瓦特·泰勒、杰克·凯德、扎克雷、农民战争（注：恩格斯列举的这些农民起义都是中世纪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运动：瓦特·泰勒是1381年英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杰克·凯德是1450年英国南部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封建起义的领导者。扎克雷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Jacguesbonhomme意即“乡下佬”，因此法国1358年的农民起义被称为扎克雷起义；农民战争指德国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恩格斯后来研究了农民反抗封建制度的斗争历史，探讨了1848-1849年农民的革命活动，改变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评价。在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页）一书中阐明了农民起义的性质及其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200。））每一次都是反动的，第二，这种运动每一次都被镇压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1789年的法国革命，英国、法国和美国东部各州的现代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因岑先生在现在，在19世纪，却还把希望寄托在农民暴动上面！

然而海因岑先生也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这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号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又是些什么改革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在海因岑先生那里唯一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却又是他从他所激烈抨击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一到他的手里，也成了荒谬绝伦、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以及一切通过国家来对劳动进行组织的办法等等，所有这些措施作为革命的措施不仅是可能实行的，甚至是必须实行的。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实行，是因为整个奋起反抗的无产阶级赞同这些措施并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经济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弊端来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有可能实行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弊端将迫使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间阶段是有可能实行的，而且它们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

可是海因岑先生却要把所有这些措施都当作确定不移的最终的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不应当是为实现任何目标而采取的准备步骤，而应该是最终的措施。在他看来，这些措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些措施不是要导向革命的社会状态，而是要导向宁静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状态。这样一来，这些措施就成为不能实现的，而且是反动的了。与海因岑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与自由竞争比较起来是反动的，他们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从私有制的基础出发而同时又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力图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段，因此，这种措施最终必将在竞争面前遭到失败，使目前这种社会状态重新恢复。只要我们把上述社会改革看成单纯的公共福利措施，看成革命的过渡的措施，资产者的这些反对意见就会显得毫无力量，而这些反对意见却会使海因岑先生的农业的、社会主义的、黑红黄色的共和国彻底破产。

海因岑先生当然异想天开地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人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不改变整个农业经营方式就不能把大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土地所有制，不然，大土地所有制很快就会重新恢复起来。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现代大工业、资本积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像德国这样一个在工业上处于依附和被奴役地位的国家，只能对本国的财产关系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自由竞争的改造，除此之外，它永远也不敢独立自主地实行其他类型的改造。

总之，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是有意义的、明智的，因为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看作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看作从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中，以及由此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结果；由此产生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最终的措施，而是从过渡性的阶级斗争本身产生的过渡性的公共福利措施。

这些措施在海因岑先生那里却既无意义，又不明智，因为在他那里它们纯粹是任意编造出来的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因为他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些措施和历史发展的联系，因为海因岑先生一点儿都不考虑自己的建议实际上是否能够实现，因为他不是力求表述工业领域的各种必然性，而是力求用法令来消除这些必然性。

正是这位粗暴地把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搞得十分混乱并把它们变成纯粹的空中楼阁以后才加以接受的海因岑先生，却指责共产主义者，说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丧失了现实基础（！）”！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整个鼓动活动；我们直言不讳地声明，我们认为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肯定是有害的，是有损它的声誉的。党的政论家应当具备完全不同于海因岑先生（前面已经指出，他是本世纪最无知的人之一）所具有的素质。海因岑先生也许怀有人间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具有勇气和毅力。但是，单凭这些条件还不能成为党的政论家。作为党的政论家，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洪亮的嗓音而外，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同海因岑先生现在具有的和多年经验证明他能够具有的各方面的条件相比，党的政论家还需要具有更多的智慧、更明确的思想、更好的风格和更丰富的知识。

然而海因岑先生由于逃亡在外，就势必要去充当一名党的政论家。他不得不在激进派中间试行组织自己的党派。于是他就担任了他所无法胜任的职务，他为履行这一职务而进行的种种徒劳的努力，只是使他成为笑料。如果德国的激进派让他保留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他就是激进派的代表，似乎他是以激进派代表的身分成为笑料的，那么，他就会使德国激进派本身也同样成为笑料。

可是海因岑先生并不代表德国激进派。他们的代表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如雅科比等。海因岑先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出钱支持他进行鼓动的少数几个德国资产者外，谁也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不过我们错了。德国有一个阶级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对他狂热崇拜，为他大吹大擂，竭力为他压倒所有饭店顾客的声音（正像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共产主义者“压倒了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一样）。这个阶级就是人数众多、教养有素、思想高尚而又颇有影响的推销人阶级。

就是这位海因岑先生，居然要求共产主义者承认他是激进的资产者的代表，要求他们把他当作激进的资产者的代表和他争论！

上面讲的一切已经足以说明，共产主义者对海因岑先生的驳斥是正确的。我们准备在下一期谈一谈海因岑先生在本报第77号上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

假如我们不是坚信海因岑先生根本没有能力当一名党的政论家，我们就会劝他仔细钻研一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因此，在他劝我们去阅读福禄培尔的《新政治》（注：指福禄培尔的《社会政治体系》，亦即《新政治》一书1847年曼海姆第2版第1-2卷。这部著作的第1版于1846年出版，书名为《新政治》，作者使用的笔名是尤尼乌斯。——204。）的时候，我们只能回报以另一种劝告：请保持安静，心平气和地等待“战斗”吧。我们相信，海因岑先生作为一个政论家有多么拙劣，作为一个营指挥官就会多么英明。

为了使海因岑先生不致抱怨匿名攻击，我们在本文末尾署上名字。

弗·恩格斯

［第二篇］

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明，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抨击海因岑，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蹩脚的民主派政论家。他们并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而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分对他进行抨击的。至于同他展开论战的恰恰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完全是出于偶然；即使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肯定是要起来反对海因岑的。这里争论的全部问题仅仅涉及下面两点：(1) 海因岑先生能不能作为党的政论家和鼓动家给德国民主派带来好处，我们否定这一点；(2)海因岑先生的鼓动方式是否正确，人们对这种鼓动方式是否还能容忍，对这一点我们也是否定的。可见，这里既不涉及共产主义，也不涉及民主主义，这里涉及的只是海因岑先生个人及其个人的妄想。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分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人们甚至可以对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的教育费用由国家负担等等。

我们还是来谈谈海因岑先生吧。

海因岑先生宣称，是共产主义者先同他争论，而不是他先同共产主义者争论。这是人所共知的无赖式的论据，因此我们不打算同他争辩。他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者的冲突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激进派阵营里制造的无谓分裂”。海因岑说，早在三年前，他就曾尽一切力量并利用一切机会来防止即将发生的分裂，但是他的努力未能奏效，结果共产主义者还是对他发起了攻击。

大家都很清楚，三年前海因岑先生根本还不在激进派阵营里。当时海因岑先生还主张实行法律范围内的进步措施，坚持自由主义。因此，同他的分裂绝不意味着激进派阵营内部的分裂。

海因岑先生是1845年初，在布鲁塞尔这里见到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当时根本没有因为海因岑先生在政治上坚持所谓激进主义而想要攻击他，相反，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当时还是自由派的海因岑先生转到这种激进主义的立场上来。但没有用。海因岑先生只是到了瑞士才成为民主主义者。

“后来我越来越深信〈！〉大力反对共产主义者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深信在激进派阵营制造无谓的分裂是必要的！我们请问德国民主主义者们：这样可笑地自相矛盾的人配做党的政论家吗？

可是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对他进行攻击的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呢？上文提到的那些暗示，特别是下面紧接着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海因岑说，共产主义者

“压倒了整个著作界反对派阵营的声音，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他们还肆无忌惮地贬低最激进的人士，……他们尽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最后，他们甚至直接同反动派联合起来。更糟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显然是在他们的教义的影响下，他们常常堕落为卑鄙的奸险的阴谋家……”

这些模模糊糊的责难描画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形象——雇佣文人卡尔·格律恩先生的形象。三年以前，格律恩先生同海因岑先生之间曾有过一些个人的纠葛；格律恩先生为此在《特里尔日报》（注：《特里尔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757年在特里尔创刊，1815-1919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42年起报纸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特别是深受亨·贝特齐希的影响；40年代中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2-1843年曾转载《莱茵报》上马克思的几篇文章，反对查封《莱茵报》。——206。）上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攻击，格律恩先生曾试图压倒整个著作界反对派阵营的声音，曾竭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等等。

可是，格律恩先生是从什么时候起成为共产主义的代表的呢？即使三年以前他曾经企图靠近共产主义者，人们也从未承认他是共产主义者，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自命过，近一年多以来他甚至还认为必须反对共产主义者。

况且，马克思在当时就曾向海因岑先生表示不同意格律恩先生的做法，后来，他一有机会就公开地揭露格律恩的真面目。（注：见《驳卡尔·格律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45页）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3-628页）。——206。）

至于海因岑先生最后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卑鄙的奸险的”诬蔑，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于格律恩先生和海因岑先生之间的纠葛。这种纠葛同上述两位先生有关，而同共产主义者却毫不相干。我们连这种纠葛的详细情形都不了解，因此无从评判。我们姑且假定海因岑先生是对的。但是当马克思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已经否定了有关人士的做法以后，当这位有关人士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已经昭然若揭以后，如果海因岑先生还要把这种纠葛说成是共产主义教义的必然后果，那就太卑鄙了。

如果说海因岑先生的上述责难除了针对格律恩先生以外还针对别的什么人，那么，他所针对的无非是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人的十足的反动理论早就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否定。这个现在已经完全瓦解的派别中所有能够前进的人都已经站到共产主义者这一边来了，并且只要“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显露头角，他们就加以攻击。海因岑先生把这些早已被埋葬的幻想又挖掘出来，并把它们归咎于共产主义者，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屡见不鲜的极端无知。海因岑先生在这里指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同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而后来他却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指责共产主义者荒诞不经。因此，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本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属于这一派。当共产主义者撰写文章猛烈抨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这位海因岑先生正在苏黎世倾听卢格先生传授他自己混乱的脑袋里所装的那一套支离破碎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确实，卢格先生找到了一位值得教诲的门生！

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哪儿呢？海因岑先生谈到了值得尊敬的非凡人材和才华横溢的人物，而且预言这些人将拒绝共产主义的同情（！）（注：海因岑要讲的是“拒绝同情共产主义”。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他的文风很糟糕，所以恩格斯在这里加了（！）。——编者注）。共产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行动已经拒绝给以同情。在上述所有的责难中，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加在共产主义者的头上，只有这整段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例外，这句话原文如下：

“共产主义者……妄自尊大，嘲笑一切可以成为正直的人联合的基础的东西。”

海因岑先生这句话大概是指共产主义者曾讥笑他那道貌岸然的姿态，并曾嘲讽所有那些神圣高超的思想、操守、正义、道德等等，海因岑先生以为，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一切社会的基础。这个责难我们接受。尽管海因岑先生这个正直的人感到义愤填膺，共产主义者还是要继续嘲讽这些永恒的真理。而且共产主义者认定，这些永恒的真理决不是它们自身形成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基础，恰恰相反，它们是那个社会的产物。

此外，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经预见到，共产主义者对他想列入共产主义者营垒的那些人将拒绝给以同情，那么，他进行所有这些荒唐的责难和卑鄙的诬蔑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海因岑先生对共产主义者的了解显然只是来自道听途说，既然他对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知之甚少，以致要求他们对自身的情况作出更确切的说明，要求他们向他作一番自我介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同共产主义者进行论战，这岂不是太无耻了吗？

“如果对那些真正代表共产主义或叙述共产主义真实内容的人的情况作出说明，这可能会使大部分信奉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人完全脱离共产主义，而反对这种要求的恐怕也不会只是《特里尔日报》的那些人。”

隔几行下面接着写道：

“对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相信他们会坚决而又真诚地〈哦，好一个老实人！〉坦率宣布自己的教义，并宣布同那些非共产主义者脱离关系。应当要求他们〈这一切都是老实人的用语〉不要伤天害理地〈！〉助长那种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所制造的混乱，而制造这种混乱的手段就是通过幻想或欺骗，硬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说成有可能实现，即认为有可能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找到实现这种教义的途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又是这个老实人〉是：或者让所有站在他们一边的不明实情的人充分地了解实情，并把他们引向一个既定目标，或者同他们一刀两断，不再利用他们。”

假如卢格先生造出了上面这样三个主从复合句，那他就会感到欣幸了。老实人的思想混乱同老实人提出的各种要求是完全吻合的，在思想混乱的情况下，他所关心的只是事情本身，而决不是形式，正因为如此，他讲的和他想讲的就截然相反。海因岑先生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一刀两断，要求他们结束由于混淆两个不同的派别而产生的混乱（这正是他想要讲的）。但是当“共产主义者”和“混乱”这两个词在他脑袋里碰到一起的时候，他脑袋里却产生了混乱。海因岑先生的思路中断了；他那固定不变的公式，即共产主义者一般都要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这个公式，成了他自己的绊脚石，他忘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他笨拙可笑地在各种通过幻想和欺骗硬被说成可能实现而实际上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上跌跌撞撞地行进，最后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整个倒了下去，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清醒过来。这时他才又想到，他想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他谈的根本不是这个或那个是否可能的问题。他又回到自己的题目上来，但他还是神情恍惚，连他在前面耍把戏时所用的那个冠冕堂皇的句子都没删掉。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文风。至于事情本身，我们再说一遍，作为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海因岑先生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共产主义者早就否定了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次，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背地里进行诬蔑同老实人的本性也决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别是海因岑先生十分明显地让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政论家只是在利用那些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他相当直率地表示，这些政论家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会使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大部分人完全脱离共产主义。他把共产主义政论家看作先知、术士或牧师，认为他们把某种秘密的谋略据为己有，而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守口如瓶，以便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应当使一切不明实情的人了解实情而不应当利用他们，他所提出的所有这些老实人的要求显然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似乎共产主义著作家乐于让工人对实情一无所知，似乎他们只是在利用那些工人，就像上一世纪的伊留米纳特（注：伊留米纳特，直译为照耀派，是1776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近似于共济会的秘密团体，由对国王专制制度不满的市民和贵族反对派组成。伊留米纳特害怕一切民主运动，它的章程把普通会员变成了领导人的盲目工具。1784年，被巴伐利亚当局取缔。——210。）企图利用人民一样。这种荒唐的看法也使海因岑先生不合时宜地到处宣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头脑中的混乱，而且语句颠三倒四，这是他说话不直截了当的报应。

我们只是把这些诬蔑指出来，而不再就此展开辩论。我们让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去评判。

我们看了海因岑先生所有这些预先声明、迂回其辞、要求、诬蔑和种种把戏以后，最后来看看他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击和他的论据。

海因岑先生

“认为共产主义教义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也包括在内）和作为这种废除的必然结果的共同利用人间财富的原则”。

海因岑先生异想天开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海因岑先生现在也许会认识到，他在评判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是认为它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是不够的；他最好不要信口开河地空谈废除私有财产，而应当研究一下国民经济学；假如他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条件也不了解，那他对废除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可能有丝毫的认识。

可是，海因岑先生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条件极端无知，他竟认为“共同利用人间财富”（措辞挺不坏）是废除私有财产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大工业和机器设备、交通工具、世界贸易发展的巨大规模使这一切越来越不可能为个别资本家所利用，因为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危机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因为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日益超出了个人交换和私有财产的范围，总之，因为工业、农业、交换的共同管理将成为工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所以，私有财产一定要被废除。

因此，如果海因岑先生把废除私有财产（这种废除当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同这种废除本身的条件分离开来，如果他把废除私有财产置于同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之外，只是把它视为蛰居者的臆想，那么，这种废除就成了纯粹的空谈，海因岑先生只能就此发表一通平庸的废话。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通过上面所谈到的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做法，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废除个人的独立存在〈可见，海因岑先生是在责备我们要把人们变成连体双胎〉。结果又把每个人投入几乎是〈！！〉刻板划一的兵营生活〈有劳读者留意，海因岑先生承认这一切只是他自己妄谈个人的独立存在的结果〉。共产主义者就这样毁灭了个性……独立性……自由〈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陈词滥调。由于违背自己意愿的分工而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工作以及与这种工作相适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可以毁灭的个性！〉。共产主义把个人连同他获得的私有财产这个个人必不可少的属性或基础〈这个”或“字真是妙极了〉用来祭祀'共同体或社会的幽灵'〈这不也是施蒂纳的话吗？〉，而对每个个人来说，共同体可以而且应该〈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海因岑先生特别重视获得的财产，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他根本不了解他所谈论的对象。海因岑先生本着他那老实人的正义感，想把各人挣得的留给各人，可惜这种正义感被大工业化为乌有了，只要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它就不能容许现存方式以外的其他任何分配产品的方式，资本家就还要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在实践中也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蒲鲁东先生曾经企图对获得的财产进行系统的阐述，并把它同现存关系联系起来，大家知道，他的这种企图显然已经破产了。诚然，海因岑先生永远也不敢进行类似的尝试，因为这样他就必须研究问题，而他是不打算进行什么研究的。不过，他仍然可以将蒲鲁东先生作为前车之鉴，少向公众显示自己的获得的财产。

如果海因岑先生还来指责共产主义者，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丧失了现实基础，那么这种指责又是针对谁呢？

海因岑先生还谈了许多别的，我们都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指出，越往后他的语句就越糟糕。他始终未能找到恰当的词汇，因而语言显得拙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败坏任何一个承认他是自己的著作家的党派的名声。他那固执的信念总是使他说出一些完全不是他所想说的话。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两重废话：一种是他想说的废话，另一种是他不想说但还是说出来的废话。上面我们已经举了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海因岑先生不断重复他关于君主威力的陈旧的迷信观点，他说，那种应当被推翻而本身也无非是国家权力的政权，现在是而且过去也始终是一切不公正现象的制造者和维护者，他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并在这个幻想的大厦的范围内“进行所有那些由于普遍的发展（！）而产生的理论上正确（！）而又实际可行的（！）社会改革”！！！

愿望多好，文风就多糟，这就是正直的品德在这个丑恶的世界上的命运。

受到了时代精神的诱惑，

成为出身林莽的长裤汉，

舞跳得虽然十分拙劣

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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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无才能，却有性格（注：这些诗句引自海涅《阿塔·特洛尔》第24章。从该书序言中可以看出，“毛茸茸的胸膛里充满信念”、“虽无才能，却有性格”都是海涅用来讽刺白尔尼派的。恩格斯转引这些诗句来讽刺海因岑。——213。）。

我们的文章会使海因岑先生陷入一个老实人在受到屈辱时所产生的那种义愤之中，但他既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写作风格，也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那种败坏名声和毫无补益的鼓动方式。他威胁说，他要在行动和决战的那一天把敌人吊在路灯柱上，这使我们感到十分可笑。

总之，共产主义者应当而且也希望同德国激进派采取共同行动。但是他们保留对任何一个败坏整个党派声誉的政论家进行抨击的权利。仅仅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才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抨击。 弗·恩格斯

1847年10月3日于布鲁塞尔

注意：我们刚才收到一个工人（注：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写的小册子：《海因岑的国家。斯蒂凡的批评意见》伯尔尼版，由雷策尔印行。如果海因岑先生的写作水平能赶上这个工人的一半，那他就可以感到欣慰了。除了其他一些东西外，海因岑先生从这本书中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工人对他的农业共和国丝毫不感兴趣。我们还要指出一点，这是第一本由工人写成的书，这本书不是进行道德说教，而在尝试把当前的各种政治斗争归因于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

写于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日

载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7-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