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写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被统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一系列手稿中，除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外，就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的手稿正文，通常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为《手稿》）。《手稿》写作之前十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手稿》写作之后十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正式面世。《手稿》是继《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路标，也是马克思向《资本论》进展的思想驿站。
一、《手稿》是马克思自1843年之后15年间经济学研究的结晶
1843 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经济学研究时，就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文献，认真研读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到1845年11月离开巴黎前夕，马克思已经写了七本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史、政治史和现实经济等问题的笔记。这些笔记现在被称作《巴黎笔记》。
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对政治经济学理论阐述的第一次尝试。这部手稿实际上是由后人根据马克思写于 1844 年的三个分散的手稿整理并编辑而成的。手稿通篇主要运用的是哲学语言，如“异化”、“异化劳动”、“类本质”等就是来自黑格尔、费尔巴哈著作的概念，但是它所表达的以及所运用的主要材料却是经济学的。把这样一部用哲学语言阐述经济学问题的手稿，称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显然是合适的。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以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关系两个基本范畴——私有财产、异化劳动为基础，展开他“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1](P156)的批判。
1845年到1846年间，马克思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形成了理解整个社会的系统方法。依据这一方法理解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整体结构，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基础。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经济思想发生了重要转折，取得了经济学初步研究的三个方面的重要成就：一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政治经济学方法有了根本性突破，体现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基于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提出及运用。当然，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全部历史过程来看，这部著作只是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理解劳动价值理论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特别是由劳动价值理论的质疑者转变为赞成者，但对劳动价值理论本身还没有创新性的见解。二是马克思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据依旋转的轴心，即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首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行的本质。这突出地体现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系列演讲中。这一系列演讲主要是一种针对现实存在的经济问题的批判，还不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根本性的理论体系的批判。三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探索，马克思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例证。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趋势作了深刻论述，这实际上也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总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还没有提出和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1848年欧洲革命使马克思一度中断经济学研究。1849年8月底，马克思移居伦敦后，一方面继续从事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机关的重组工作，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着手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研究，以实现他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夙愿。从1850年8月开始，马克思利用大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各种经济学著作和资料，再次研读了能够发现的所有重要的经济学文献。马克思这时的研究不只限于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说史问题，还深入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信用、外贸等现实经济问题以及土地关系史、技术史和发明史等相关问题。到1853年底（其中主要是1851年），马克思已写了包括24个笔记本的读书笔记。这些读书笔记除了对原文的摘录外，还包括一些评论、注释和相对独立的短篇文论。这些笔记现在被称为《伦敦笔记》。
《伦敦笔记》对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重点探讨。一是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的研究。当时欧洲经济学界围绕英国1844年皮尔银行法实施的争论，实质上涉及的是货币和危机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相关理论资料和实际资料，对八十多位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流通问题论著的有关论述作了摘录，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作了初步但深入的研究，写了《完整的货币体系》手稿。二是对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原因作了初步研究，特别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主要内容作了摘录和评注，对通货和货币流通问题的论述作了研究，推翻了他的货币数量理论。三是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及工人阶级的状况、农业问题作了研究。马克思在收集有关资本原始积累材料和工人阶级为争取正常工作日斗争等材料基础上，研究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工资基金理论，强调了工会斗争对缓解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意义。马克思在研究了大量的农业经济著作的基础上，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理论的失误作了深入分析。四是对人类社会多种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作了初步研究。对古罗马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等各种社会结构以及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了初步研究；对经济史、社会史以及技术史、工艺史、法制史、风俗史、文化史等作了研究。这些研究，为马克思后来研究殖民地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准备了重要的材料。
1852年底，马克思中断了经济学研究，靠为报纸写稿谋生，主要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多是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突出的政治经济事件。显然，这对马克思熟悉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向和面临的新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1854年底到1855年初，马克思重读了他以往十余年间写的经济学笔记，并对这些笔记作了简要的索引。但是，由于家庭经济上的困难和接连的不幸事件以及马克思本人身体状况的恶化，他不得不再次中断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贫困和家庭的不幸，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切的忧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崇高理想和科学追求。
1856年上半年，英国面临着一场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年9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2](P72～73)为了迎接危机后可能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他当时认为，危机之后革命就将来临），马克思决心在革命的“洪水”到来之前，至少把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1856年下半年，马克思再次回到经济学研究上来，开始通宵达旦地总结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撰写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的著作。后来，尽管经济危机之后并没有爆发马克思所预期的新的革命，但是，马克思在这一期间写下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却实现了经济科学上的一场真正的革命。
二、《手稿》实现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三个重大转折
《手稿》写在马克思自己标明的Ⅰ—Ⅶ的七个笔记本上，其主体内容包括“货币章”（从第Ⅰ笔记本第1页到第Ⅱ笔记本第7页）和“资本章”（从第Ⅱ笔记本第8页到第Ⅶ笔记本第62页）。最后，马克思又写了“价值章”（第Ⅶ笔记本第63页），并在“价值章”前写上“Ⅰ”，表示这是第一章，回过头来在“货币章”前写上“Ⅱ”、在“资本章”前写上“Ⅲ”，表示它们分别为第二章和第三章。“价值章”只写了一页，它是以商品范畴为逻辑起点的。《手稿》还包括马克思为自己以后写作方便而编写的手稿索引和提要。这些索引和提要，对我们现在理解手稿的结构有很大的帮助。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来看，《手稿》实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三个重大转折。
一是马克思从对现存的经济学理论批判为主的研究向以经济学体系构建为主的理论叙述的转变。马克思在论及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时曾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P21～22)研究方法包括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所有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和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等主要环节。经过这些主要环节，就能得出一些理论结论。接着，把这些理论结论以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再现出来，就是叙述方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既有同时性也有继起性。从继起性上来看，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叙述方法的起端，只有运用研究方法得出的理论结论，才有叙述方法的理论阐述和理论体系表达。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过程来看，在《手稿》之前，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研究过程，是马克思充分地占有经济学的各种材料、分析所有这些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以及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以《手稿》为起点，开始以叙述为主的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如从《导言》开始、从批判巴师夏和凯里开始或从批判达里蒙货币理论开始的连续尝试，一直到确立以商品范畴为逻辑起点的过程，都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发展的这一重大变化。这一重大变化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出版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最重大的成果就是出版于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
二是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的恢宏构想，这也是上述转变的集中体现。在《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结构”，这就是：“（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4](P50)“五篇结构”第一篇中“一般的抽象的规定”，指的是“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或者说是“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4](P41～42)。第二篇重点论述的是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这三个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只有在考察资本范畴之后，才能考察其他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第三篇主要探讨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如对国家的本质及其经济职能一般性质的研究，对国家和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对国家经济职能形式，其中包括对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等问题的研究。第四篇和第五篇从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和世界市场整体关系上，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更为具体的规定性。
大约在1858年初，在“五篇结构”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这六册依次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或称《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原来“五篇结构”的第二篇，现在扩展为“六册结构”中的前三册，原来第一篇则成为第一册《资本》的绪论性的内容。在分三册对当时社会三个主要方面的经济关系、反映当时社会三大阶级之间关系叙述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最后达到世界市场这一最具体的层面，这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从整体上展现出来。
在“六册结构”中，第一册“资本”又分作四篇：一是“资本一般”篇，对资本的最抽象、最本质的规定性的研究；二是“竞争”篇，即相互竞争的许多资本之间的关系；三是“信用”篇；四是“股份资本”篇，股份资本是资本的最高的形式，是包含着扬弃自身的资本形式。“资本一般”篇又分作三章：第一章研究商品，第二章研究货币，第三章研究资本本身。其中第三章又分作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三项内容。这也就是说，商品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始基范畴，对商品的叙述才能理解货币的本质，对货币的叙述才能理解资本的本质。从最抽象的、最简单的商品范畴开始，一直到最具体的、最复杂的世界市场范畴，这之间存在着从抽象逐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
《手稿》是马克思按“六册结构”撰写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第一次尝试。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就是“六册结构”的开头部分，即第一册《资本》第一部分“资本一般”的起首两章。1860年下半年和1861年上半年，马克思着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并在1861年至1863年上半年间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经济学手稿，现在通常称之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按照原先的计划，第二分册主要论述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的第三章资本。但在对资本的深入论述中，大约在1862年底，马克思对原先的写作计划作了调整，决定把他正在写作的经济学著作定名为《资本论》，原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改作副标题。这样，马克思把他的经济学著作正式定名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马克思只是对他原先的写作计划作了调整，并没有改变“六册结构”的写作构思。马克思似乎感到，在他有生之年难以按“六册结构”完成全部经济学著作，但首先要完成属于“基本原理”的第一册《资本》，这是他整个著作的最难叙述的部分，也是他整个著作的“精髓”。这一部分论述清楚了，其余部分后人就可能较为容易地做出进一步的叙述了。1863 年之后，马克思就是以《资本论》为标题写作他的经济学著作的。因此，现在的《资本论》前三卷，其实只相当于“六册结构”第一册《资本》的第一篇“资本一般”（商品、货币、资本）的内容。“六册结构”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留下宏大的理论空间。
三是第一次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完成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首次提出剩余价值范畴，初步阐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生产方式、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重要问题，成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标识，奠定了《资本论》理论大厦的基石。
三、《手稿》“货币章”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也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科学革命的最辉煌的成果之一。《手稿》的“货币章”，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了全面叙述的劳动价值论的第一份科学实验记录。
“货币章”以对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论银行改革》中的货币理论的批判为起点。针对达里蒙货币理论的错误，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货币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或流通组织，使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呢？蒲鲁东主义者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流通的每一次“改造”，都是以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蒲鲁东主义者根本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本没有从经济关系总体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环节的社会性质。二，是否能够在保留货币的某一形式（如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的同时，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呢？马克思认为，“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4](P69～70)
针对达里蒙对资本主义危机原因及其出路理解的“偏见”，“货币章”分析了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关系问题。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的尖锐矛盾，因而可以归结为“供求规律”作用的结果。但是，危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金银货币本身从两个方面影响危机，使危机更加恶化：一是银行针对金银的输出采取的措施，对国内流通产生了不利；二是外国只愿意以金银的形式，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形式得到资本，加剧了国内流通的矛盾和危机的严重程度。在马克思看来，金银货币的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才是金银货币内在矛盾深化的原因。
在对蒲鲁东主义“劳动货币”理论的批判中，“货币章”对价值的本质、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作了初步论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中的三个基本的观点：一是一切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制造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二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只是商品的“平均价值”。商品的“市场价值”不同于商品的平均价值，即“市场价值”总是低于或高于“平均价值”。货币所表现的是商品的“市场价值”，即商品的价格。三是价值是作为价格运动的规律而出现的；价值和价格的差别既不是名和实的差别，也不是由于价格的金和银的名称引起的。价值和价格的不一致，与供求的变化有关系。
“货币章”对达里蒙货币理论批判的逻辑思路就是：从对货币关系的探讨中，揭示出交换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从对交换价值的探讨中，揭示出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价值向货币转化的内在必然性。由此，“货币章”进一步揭示出价值、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内在要素和机能的性质，货币成为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产物。在这一逻辑思路的转换中，商品作为最抽象的范畴必然成为逻辑起点。
原先以货币或以价值为理论起点的叙述方法，不免带有某些唯心主义的痕迹“。货币章”据此强调：“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4](P101)以此为新的阐述基点，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以商品为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起始范畴，即以商品范畴为理论逻辑叙述的起点。从商品范畴到货币范畴的转化，反映了理论逻辑中从具有简单规定性范畴向具有复杂规定性范畴的转化，反映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总体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成功运用。
“货币章”进一步围绕商品的内在矛盾以及商品向货币转化的问题作了详尽论述。这些论述，是马克思实现的劳动价值论革命的重要内容。“货币章”首先揭示了商品的二重存在形式——内在存在形式和外在存在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商品的“二重存在”包含了以下两层涵义：其一，商品本身和商品价值的二重存在。商品本身指的是商品的“自然存在”，它是商品经济关系上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提到的“商品的自然差别必然和商品的经济等价发生矛盾”[4](P90)，这就是他之后不久提到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规定及其矛盾。其二，商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交换价值的二重存在。价值不仅是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同时也是一种商品交换其他商品的比例的指数，后者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就是说，“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正是这个商品换成其他商品的比例；在实际的交换中，商品只有在和自己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并且和交换者的需要相适应的数量上，才是可交换的。”[4](P90)
马克思对价值和交换价值关系的分析，不仅揭示了价值的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形式之间的联系，而且还为货币和货币关系的产生确定逻辑前提。因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实质上是商品内在的货币属性；货币同商品脱离的过程，就是这种内在属性取得外在独立存在的过程。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第一次从商品价值的内在规定中，揭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从而使货币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
商品的二重存在形式一方面是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另一方面是在质上不同于另一种商品存在的作为交换价值符号的形式，即一方面是作为交换的商品本身，另一方面是与交换的商品本身相分离的，并作为交换价值独立存在的特殊商品。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货币。因此，货币是商品内在的二重存在形式外在化的结果，是交换过程中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此，马克思初步得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出同产品并存的货币。因此，货币同特殊商品的并存所引起的混乱和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改变货币的形式而消除的……同样，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4](P94～95)
第二个结论是：货币作为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特殊商品，作为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化身的规定性，使货币具有四个重要属性：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交换手段；在契约上作为商品的代表；同其他一切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马克思强调：“所有这些属性都单纯来自货币是同商品本身相分离的和对象化的交换价值这一规定。”[4](P95)货币在其第四个属性上，已表现为资本在历史上的“最初”形式。在转入“资本章”时，马克思专门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的逻辑过程。
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同时，货币的产生也进一步发展了商品的内在矛盾。这就是说，货币制度下商品交换出现的新的矛盾，只是商品内在矛盾的进一步的外在化形式。马克思把这些进一步发展的新的矛盾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商品内在的二重形式，一旦外在地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形式，商品内在的可交换性就以货币形式存在于商品之外，从而货币就可能成为某种与商品不同的、对商品来说是“异己的东西”。
第二，商品的交换行为也因此而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即分为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两个存在形式：卖和买。商品交换行为的直接同一已经消失。
第三，随着交换价值脱离商品而在货币形式上独立化，随着卖和买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分离，整个交换过程也开始同交换者、生产者相分离，在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商人阶层。这一商人阶层参与交换的目的，不是为了占有作为产品的商品，而是为了取得交换价值本身。商人阶层的产生，形成了交换的“二重化”：一是为消费而交换，一是为交换而交换。后一种新的“不协调”的形式，已经包含了“商业危机”的可能性。
第四，交换价值一旦采取货币这一独立的形式，它就不再作为商品的一般性质而存在，它必然在与商品的并列中“个体化”，即成为一种与其他商品并列的“特殊商品”。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货币经营业”就是专门经营这种“特殊商品”的。[4](P96～101)
“货币章”还提出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作为交换手段和货币作为货币这三种规定的理论，实现了货币理论的创新。
四、《手稿》“资本章”奠定了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基础
1858年1月，马克思正在写作《手稿》的“资本章”，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2](P250)这里提到的“很好的进展”和“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指的就是“资本章”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其重要标志就是剩余价值范畴的提出。
“货币章”已经提到，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使金银积累取得了货币积累的形式，“W—G—G—W”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转化为纯粹为了货币积累的“G—W—W—G”形式。在后一种形式中，生产过程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资本首先来自流通，而且正是以货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货币是资本借以表现自己的最初形式。”[4](P208)一旦货币表现为不仅与流通相独立，而且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它就不再是货币，而是资本了。同直接的交换价值或货币相比较，资本的特征就是，“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并且使自己永存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4](P218)
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论述中，“资本章”的逻辑就是：商品和货币是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前提，货币的完成形态表现为资本的最初规定性；要以流通作为考察资本形成及其根本性质的前提；资本运动的首要的一般特征，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能力相交换的特殊规定，“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是价值增殖的“媒介”。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表现为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和它的物质对象之间的自然联系，也就是表现为“简单生产过程”或“劳动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占有劳动而实现价值增殖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劳动力商品理论是揭示资本运动过程根本性质、进而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基础。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的简单保存和价值增殖过程分析中，“资本章”首次提出剩余价值范畴。从价值的简单保存过程来看，商品价值只相当于生产商品的生产费用，即“产品的价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消费掉的各商品的价格总和”[4](P272)。假如资本以生产费用等于商品价值为界限，资本就不具有生产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就不可能发生。但要使预先存在的资本价值得到增殖，就必须使劳动能力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资本章”指出：“价值所以能够增加，只是由于获得了也就是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因此，“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4](P285、286)马克思第一次把这一“超过等价物的价值”称作剩余价值。资本的使命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攫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范畴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术语的革命”。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3](P32)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进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5](P601)
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意义上，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突出地位真正地得到彰显，剩余价值理论在《资本论》体系中的地位也由此而确定。
“资本章”在提出剩余价值概念以后，分别考察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问题。但是，“资本章”还没有对这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转化关系作出阐述。一方面，马克思没有论及资本主义生产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阶段问题，因而还不能说明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没有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概念，因而还不能说明从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转化的逻辑中介。在“资本章”中，马克思论述的只是剩余价值量的绝对和相对增加的问题。
在对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同剩余价值绝对量和相对量变化的相互作用问题的探讨中，“资本章”提出了关于生产力提高和剩余价值量增加之间关系的三条规则。这三条规则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规则一：生产力的提高之所以能够增加剩余价值，只是因为它缩小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剩余价值恰好等于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增加可以用必要劳动的减少来准确地计量。”[4](P303)
规则二：生产力“乘数”对剩余价值量增长的影响。生产力的“乘数”是指生产力增长的倍数。“资本章”指出“：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数并不是生产力的乘数……的增加数，而是活的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超出该部分除以生产力的乘数之后的余额。”[4](P303)假如在生产力提高以前，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各占工作日的1/2，在生产力乘数为2时，剩余价值的增加数就等于必要劳动占工作日比例的1/2，减去该比例1/2除以生产力乘数 2 之后的余额，即1/2-1/2÷2=1/4，现在剩余劳动占工作日的比例就从原来的1/2，增加到(1/2+1/4) 即3/4。显然，原来必要劳动占全部工作日的比例越大，由一定生产力乘数引致的剩余价值增加数也就越大。这表明，同一生产力乘数对不同国家或不同产业部门剩余价值增加数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规则三：从上述规则二可以推导出，在生产力提高以前，剩余劳动在全部工作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由生产力提高而增加的剩余价值就越少。这就是说，“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4](P305)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价值的增加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对立关系。
“资本章”进一步论述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比例关系变动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量变化的影响。通过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例变化的动态研究，“资本章”揭示了利润和剩余价值、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及其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二是不变价值和可变价值比例变化的趋势及对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影响：三是同时并存的工作日剩余价值量的变化。“资本章”还没有使用“资本有机构成”这一用语，但是，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基本观点已经形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及其变动趋势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理解利润和剩余价值性质及其内在联系的必要理论前提。
在上述对资本生产过程考察的基础上，“资本章”进一步提出资本再生产和积累问题。资本的特殊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矛盾的作用，必然在使资本不断扩张的同时，造成资本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限制”。“如果说创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以创造剩余劳动为基础的，那么资本作为资本来增加（即积累，而如果没有积累，资本就不可能成为生产的基础……）则取决于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新资本。”[4](P434～435)
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同时，积累的资本进入生产过程时，必须分为实现劳动所需的客观条件和“劳动基金”两部分。“劳动基金”成为新剩余价值的源泉。“资本章”指出，作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源泉，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资本积累是资本扩张的基础，它直接表现为资本物质生产能力的不断增长，因而包含着“进步的因素”；另一方面，资本积累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两重性质中，资本积累的意义首先就在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4](P450)
“资本章”通过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的分析，揭示资本对生产力发展的四个限制因素：（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实质上，这四个限制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中生产的扩张和雇佣工人的消费萎缩、资本价值增殖的生产目的和手段、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等一系列矛盾。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结果必然是：“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4](P397)由于这些限制因素的强制作用，资本在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然使资本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
资本的原始积累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但是，在论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超越自己”的历史必然性时，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成过程作一考察。因为通过这一考察，可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资本章”指出：“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4](P453)
“资本章”从对资本周转问题研究切入，对资本流通过程理论作了展开论述。在一开始涉及的“资本流通和资本周转”问题中，集中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对资本周转构成的要素的分析。从“整体”上考察，资本流通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大要素。这里的资本流通指的是“出发点就是复归点，复归点就是出发点”的资本运动过程，实际上就是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的资本周转。资本周转时间取决于生产过程经历的时间（生产时间）和流通过程经历的时间（流通时间）。其中的生产时间“直接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流通时间指的是“资本从转化为产品到产品转化为货币所经历的期间”。[4](P514)流通时间决定和制约着生产过程，因而也影响着一年内资本自行增殖的次数，影响着年利润率的高低。
资本周转由四个要素构成：Ⅰ.实际生产过程及其持续时间；Ⅱ.产品转化为货币；Ⅲ.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各要素；Ⅳ.资本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在这四个要素中，“第Ⅰ个要素不在这里进行考察，因为它和价值增殖的一般条件相重合。第Ⅲ个要素只有当不是谈论资本一般，而是谈论许多资本的时候，才予以考察。第Ⅳ个要素属于工资等等那一篇。”[4](P517)因此，资本周转要讨论的只是第Ⅱ个要素，即资本由产品转化为货币问题。
第二，对资本周转第Ⅱ要素的分析。资本由产品转化为货币这一要素对资本周转的影响，“只能是由于价值实现的较大困难而引起的”。[4](P518)这一实现过程，首先涉及产品到销售地，即市场距离问题，这也就涉及“运输费用”问题。马克思指出，运输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同直接生产过程中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一样，都是产品“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
第三，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内在联系。在资本周转限度内，流通本身不仅是一般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也是直接生产过程的要素，如运输作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继续，就是在流通过程中完成的；而且流通过程的时间、速度，对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殖也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时，资本生产过程只有顺利地通过流通阶段，才能开始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因此，流通过程也是对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种限制因素。
在资本的总体运动中，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丧失”货币资格的“价值丧失”过程。这种“价值丧失”过程只有在被生产出来的包含了增殖价值的商品再度进入流通过程，并顺利地得到“实现”时，资本才重新取得了货币形式。可见，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表现为“价值增殖—价值丧失—价值增殖实现”的序列转化过程。显然，从“价值丧失”到“价值增殖实现”的转化，对资本再生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一转化的关键，就在于各资本彼此按照一定的和限定的比例进行交换。
“资本章”最后从“生产和流通的统一”的意义上，对“资本的总运动”问题作了论述。剩余价值是利息、利润的“纯粹”形式，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这里“第二级的”一词，不仅具有由原生的生产关系转化而来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在形式上脱离原生的生产关系，形成更高层次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的意义。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转化形式，不仅说明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源泉，是利润的本质，而且还说明，在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利润已较剩余价值具有更复杂、更具体的规定性。
从“资本的总运动”来考察资本运动的性质，首先产生剩余价值向利润转化问题。一旦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剩余价值率也就转化为利润率。循着这一逻辑思路，“资本章”进一步对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作了初步论述：一是通过对利润率变化趋势的考察，提出了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基本内容。就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而言，“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6](P148)
二是通过对利润率形成过程的考察，提出了利润率“平均化”的问题：“在各个不同的产业部门中，数量相等的各个资本的利润不相等，即利润率不相等，这是竞争的平均化作用的条件和前提。”[6](P164)但是，“资本章”对这两个理论问题并没作展开论述。因为马克思这时已制定了分册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并打算尽快出版论述商品和货币理论的第一分册。这样，许多应该在“资本的总运动”作详尽论述的问题，只作了一些提示性的说明。
五、《手稿》对探寻马克思整体思想的重大意义
《手稿》不仅在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马克思整体思想的发展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手稿》涉及马克思关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许多重要观点在马克思以后包括《资本论》在内的著述中，没有再度出现或没有再次直接论及。《手稿》无疑是探索“中年马克思”整体思想及其内在联系的历史档案和重要文献。
一是《手稿》提出的人的发展的三大形式，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发展观，是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重要内容。“货币章”指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发展，第一大形式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这时，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直接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第二大形式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成为特征的。这时，一方面，生产中人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已经解体；另一方面，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全面的依赖，构成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而这一联系的纽带就是普遍发展起来的产品交换关系，从而“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4](P107)。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中，才形成了人们之间的“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P107)。第三大形式就是以自由个性发展为特征的。这一社会形态中的“自由个性”，具有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个人的全面的发展；二是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第三大形式的发展是以上述第二大形式的发展为基础的。
三大社会形式理论没有改变马克思对经济的社会形态（即后来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说的生产方式）演化关系的理解。相反，凸显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货币章”把第二大形式看作“资产阶级社会”，它同这一社会形态之前存在的家长制、古代的或封建的制度是相对立的，同时也与第三大形式中的以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以联合起来的个人为特征的那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相对立的。“货币章”认为，在第二大形式中，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独立于他们之外并与他们对立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物的形式上，交换价值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人相对立。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突出了对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物化性质的论述。因此，在第二大形式中，“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4](P114)。
二是《手稿》考察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所有制形式，主要如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等，展示了马克思理解的“世界历史”的理论视阈，彰显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理解的理论意蕴。
“资本章”在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问题的最后探讨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一些形式——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在这些所有制形式中，对劳动的客体条件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已经存在的自然”[4](P476)。这时，劳动的主体条件是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作为其从事劳动的基础，劳动主体（个人）是以公社为媒介才与劳动客体（土地）发生关系的。
对这些所有制形式的历史考察，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趋势。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4](P511～512)这时，马克思主要是从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角度，展开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探索的。
三是《手稿》对异化劳动和资本、机器体系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和劳动过程的异化、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趋势与异化以及对异化和经济社会危机等问题的论述，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赓续，也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质的理论指南。
《手稿》的异化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的拓展。“货币章”指出：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外在化形式，从“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货币的异化关系是人们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发展的结果，“货币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4](P95、110)在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中，这种异化更为严重地发展起来。货币的异化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的“基地”上是不会自行消除的，但它的发展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4](P111)
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为货币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世界市场的“独立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货币的异化在世界市场上的体现。正是由于货币关系的异化和世界市场独立化的交互作用，才使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同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形成鲜明的对立，由此导致资本主义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货币异化的抽象特征，在“世界市场”上才获得最为具体的展开形式，也才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都展开”[4](P181)。
“资本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是“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是异己力量的必然过程”。[4](P268)由活劳动的使用形成的生产力，成为与劳动力相脱离的资本的生产力，“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4](P267)剩余价值完全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对活劳动的权力，使得工人的活劳动“变成失去实体的、完全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4](P445)。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机器和机器体系作为资本的物质力量，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并最终成为活劳动的支配力量，“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物化劳动。”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6](P93、94)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并没有终止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对异化哲学意义的理解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那么，《手稿》则通过对异化经济学意义的阐述来解释资本主义整体的社会关系。
四是《手稿》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判断、对机器体系的发展及其社会应用意义的理解，凸显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革命社会意义的准确判断、对自动化时代人类文明进步与挑战的天才预测，是马克思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理论遗产。
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之一，就是加大了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速度和规模，从而为现代化大生产和全社会的协作提供基础。《手稿》指出：“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6](P105)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使原来的生产发展的基础——直接劳动被“社会活动的组合”所代替。这同科学所具有的独立性、渗透性、互补性和传导性的特点分不开。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和交换的全过程真正地被联结起来了，这是生产社会化的高级形式。
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虽然人本身是生产力中最革命的因素，但人始终是围绕着生产工具或机器进行活动的。在一般的意义上，这被看作生产工具在生产力发展中重要作用的体现；在特殊的意义上，这被看作劳动力对机器的一种隶属关系，这是人与物的异化。自从科学技术被广泛使用，人及其智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 ”在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6](P100)
五是《手稿》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特别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阐述，对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的探讨等，成为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理论的必修读本。
马克思从来不打算教条式地预料未来社会，更不打算用未来社会的幻想图景作为救世之道；他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是希望在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中，对未来社会作出科学的预测。《手稿》强调：未来社会的产生是以现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的“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是未来社会产生的现实基础。因此，“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4](P109)
《手稿》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社会意义，认为“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首先，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大大增加了超过工人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从而使“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创立了坚实的物质前提。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培育了劳动过程的“严格纪律”，并使之发展成新一代的“普遍财产”。再次，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科学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开辟了广阔前景，科学力量成为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最后，资本对科学力量的占有是通过使用机器而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机器和机器体系的广泛运用，结果可能就是：“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4](P286)马克思一直坚持从人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上，把握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手稿》指出，个人的全面性决不是“想象的”或者“设想的”，而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P541)
《手稿》坚持认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4](P236)未来社会产生的必然性，存在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内部，存在于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越来越狭隘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中。
在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预测中，《手稿》 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向未来社会公有制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作了探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所有制有其“伟大的文明作用”，它突出表现为“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资本按照这种趋势，破坏以前社会中存在的一切的地方性的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4](P390)
但是，资本力图克服以往社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并不等于它“实际上”已经克服了它们。因为旧社会存在的每一种限制，在本质上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资本在克服旧有限制的同时，新的限制又不断地产生。“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4](P390～391)
从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资本主义所有制与先前存在的所有制是相对立的。在这之前的所有制，表现为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即劳动主体以私人形式占有生产资料，并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而资本主义所有制则表现为劳动主体不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表现为他人财产，即“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4](P463)。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之前存在的小私有制的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又必然造成对自身的否定，形成社会经济史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的就是劳动主体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形式，亦即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以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为特征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当然，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完全是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的这一探讨，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未来社会公有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手稿》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概述了未来社会公有制的本质规定，着重指出了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其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其三，占有和控制这些生产资料的主体是“社会化的工人”，即以高度的“社会性”和“科学性”为基础的结合劳动主体，或者说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全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首先，在这一基础上，社会宏观经济活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形成了以有计划分配社会劳动时间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模式。这就是说，“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成为这一社会经济运行的“首要的经济规律”。其次，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消费品分配原则。这时，由于“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4](P122)这种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以社会劳动时间为尺度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包含了马克思后来作了详尽阐述的按劳分配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社会生产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生产完全是为了“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4](P123)。
于是，人及其需要、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如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的普遍发展，人对自然力的统治和充分利用，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等等，都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4](P480)。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高层次的主体因素。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
[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
[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
[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
[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