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就今天演讲的特殊之处做一些说明。演讲分为两个部分，有点像一篇论文的两章，第一部分谈的是《资本论》第一卷，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这次演讲的客观部分。第二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主观的部分，谈的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经验与政治，两部分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是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切关性。下面就先和大家来分享我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解读，我认为这样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独创性的，当然这还需要大家来评判。

虽然我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但我不希望大家将我的作品读成关于《资本论》的“文学”解读：这不仅仅指我的书中几乎见不到那种缺乏说服力的文类划分，也看不到相当明显的对于风格和隐喻的评述；而且在作品脉络里，“文学的”这一术语一定会使我重读《资本论》的努力显得琐碎，进而暗示了那些围绕马克思经济分析的技术细节的论争对于文化的附带现象——诸如《资本论》自身的文本地位——不感兴趣。的确，我对马克思如何来呈现事实不感兴趣，对那些据说是他从这些事实中推演出来的相关规律也不感兴趣。我愿意强调的是，资本主义被表征为一种总体性，一种地狱机器，只有以辩证的方式才能描绘出这一点。我将劳动价值论的真理视为一种形而上学议题；而将马克思的模式推导到如今“第三个”或者说全球化、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阶段，则是我最感兴趣的。不过我以为迄今为止这种推知可以有多种形式。同时，我认为，近期发生的事件（指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足以证明马克思对于资本的描述的正确性。在今天，这一描述一如既往的有效。同时，我的解读对象仅限于《资本论》三卷中唯一完整的作品，即第一卷。我想说第一卷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资本主义的完整图画。

为了证成我在形式上的方法（正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不太想称这种方法为严格的文学方法，但是一些读者必定还会以此种方式来描述我的这部作品），——需要补充的是，对我来说，《资本论》第一卷主要的、形式意义上的问题关乎再现/表征的问题：即如何从个别元素、历史过程和各种角度来构造一种总体性；尤其是如何公正地对待这种总体性；作为一种关系系统，它不仅是非经验性的，又是完全处于运动之中的，不断扩张，处于总体化运动之中。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来说是本质性的，也是其独特经济本性最为核心的部分。然而，永恒的崩溃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结构来说也是本质性的：于是，在这儿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机器，它不可避免地会崩溃，因此为了维持自己的实存，它必须不断地用扩张自身、扩张自己控制领域的方式来修复自身。我相信，如何在我们的心灵中再现或呈现这一独特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可以用同样独特的辩证思维来解释。几乎可以说，辩证思维可谓是一种全新的思维类型，它特别被发明出来，用以克服所谓资本的独特总体性创造出来的表征的两难局面。不过在这里，我不会花费更多的篇幅来阐述辩证法或为之辩护。

因此，现在让我们以一项引发反感的提议开始，即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分的全部内容搁在一边：这部分当然在整部作品中最为出名，即使最浅尝辄止的读者也会去读这些章节。当然，也不是阿尔都塞或柯尔施的作品激发了我的做法，虽说他们有着类似的说法，即初学者或工人阶级读者可以跳过这些章节（至少是一部分章节），原因是这些思想家出于各自的理由坚决地反对辩证法本身。

我的理由则有些不同，虽然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一点，即商品形式、拜物教诸如此类的东西会让读者昏昏欲睡，以至放弃进一步探究马克思主义。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第一卷”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经济学手稿：1857-1858》）称为“货币章”的部分：它尚未论及资本。货币在这里还没有经历自身变形为资本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第一卷第一部分呈现的是类似于资本主义史前史的东西（而第一卷第八部分即讨论原始积累的部分则以另一种方式涉及资本主义的“史前史”。[译按：中译本没有第八部分，Jameson在这里指的是他所引用的英译本，见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One, trans. by Ben Fowkes, Penguin Books, 1976]），所以严格来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描述可以限定在第二至第七部分[译按，即中译“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到“第七篇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当然，在一个受到商品化支配的社会，第一部分（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对于今天来说在政治上是更为切题的，正如文化在资本主义第三阶段是更为普遍的问题。不过，就形式而言，我觉得《资本论》第一部分本身可以看成是一部完整的作品，或者说主体作品的序曲，就好比是《莱茵河的黄金》这一序幕，正式的《尼伯龙根指环》三部曲随后才会展开。

这么做的一个理由是：事实已经证明，第一部分是一条错误的路径（fausse piste）或海德格尔所谓的“林中路”（Holzweg），一条通往不归路的小径。从根本上来说，第一部分攻击的是交换的概念与等式。交换和等式表明，可以存在等价交换这种事情，或者说，等式是可逆的。马克思的批判意味着压根就不存在合理价格这回事，这样一来，社会民主派的方案或资本主义合理的改革方案就破产了。但是这一批判的后果——它在政治上是富有生产性的——让我们回到了开始的地方，我们仅有一种收获，即方法论意义上的收获，而这种方法现在将引导我来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的余下部分，我会简单地概括出这一方法的要点。

我试图将《资本论》的“情节”把握为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即解决具体的两难局面。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牵涉到太多的问题和悖论，这些解决将涉及大量尝试性的探究，这些探究表现出交叠的波浪起伏形式。一个问题——悖论、难题、矛盾——显示自身；然后，问题的解决会逐渐浮出水面，但同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因此当一波刚平，一种势头消逝的时候，一波新的浪潮就已开始，一股新的势头又建立了起来；一个新问题兴起了，要求一系列新的探究，要求更多的章节来对付它，而整个新的运动不断向前。因此，这种阅读《资本论》的方式试图确认这样的要点——新的谜题在这里出现，指明它是如何得到解决的同时指明它如何让位给新的谜题。从根本上结构《资本论》第一卷的是五或六个起伏；或者换句话说，正是这些起伏组织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悬念”——即如何来回答新问题，这构成整部作品的情节结构。（我希望，补充以下一点不会让此种对于文本的看法变得更复杂：从辩证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问题构成了同一个问题，并牵涉到同一个答案——然而却具有不同的标志，涉及不同的术语，来自不同的角度。）

同时，我想强调这一解读中颇为不同的一个面向，所参照的是刚才我所描述的结构。这一面向同样也被某些高潮性的时刻或启示标示了出来。这些启示并不必然等同于刚刚所提及的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它们仿佛是在考察的过程中揭示出来的真理，并不必然等同于那些解决方式。我还想在马克思的研究中标示出一种二元性，这意味着那些高潮性的时刻或启示有时会以两种形式——肯定的和否定的——到场。事实上，秉承这种精神的《资本论》第一卷有两个相互独立的高潮性结尾，我分别称之为英雄式的结尾和喜剧式的结尾。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在表层上（而非这些深层结构）存在着若干阅读“变速器”，它们不断变化，在整个文本中一个接续另一个。这包括将其他更短的章节划分开来的庞大的三章，这就要求阅读上的“换档”，要求修改阅读方法。显然，如果针对所有这些内容都进行充分而公允的说明将花费太长的时间，也会很复杂，所以我会重新开始，按照主题顺序尽量简要地来做一些阐述。

第一个问题始于货币。曾有人认为货币可以解决《资本论》第一卷（论商品）的等价问题；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解答，因为货币并不是一种解决方式而是一种中介：货币是二元性的：它被用于表达一种关系，可实际上却隐藏了这种关系本身。这种货币的神秘本性解释了为何如此多的乌托邦（包括托马斯·莫尔所构筑的第一个乌托邦）围绕以下原则组织架构自身：摆脱货币就将摆脱所有问题。如果货币是一种真正的解决，那么诸如商品及劳动的“合理价格”这样的东西就是可能的，因而社会民主自身是可能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补资本主义，从而将它改造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另一方面，蒲鲁东的伟大口号：“财产即偷窃”——也让人无法满意，因为它假定以无政府主义精神摆脱货币将废除更深层的问题，可是货币仅仅只是这一问题的症候而已。货币、财产、资本主义自身依赖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至少它们依赖一种结构性的悖论（我们知道这一悖论的答案，因为劳动价值论告诉了我们），因此无论是强制命令的方式还是点滴改革的方式，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在我所谓《资本论》主体部分（第二至第七部分）最开头的地方，我们必须回到开端重新来设置问题。货币并不解决问题，原因是它提出了更为根本性的新问题。钱如何生钱？答案当然不是蒲鲁东给出的那个——即欺诈与盗窃——答案也不能简化为我们如何制造利润的问题。毋宁说，答案涉及更为根本的问题：货币只有转化为截然不同的东西即资本，才能够生产更多的货币。这就是我们从第二部分开始的原因，因为在此之前资本并未现身。

我们可以在方法论上重述所有这一切：马克思告诉我们，利润和新的价值并不来自流通过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然会转入生产过程——资本与新的资本只能在这里得到生产。所以，我们在第一页上看到了消费：而在消费中，质很快为量所取代，使用价值为交换价值所取代。我们有了流通，两难局面在第一部分得到重述，并且结束于以下问题：货币无法提供解答。现在我们有了生产自身，它很快就将我们引向了劳动价值论的秘密之处，引向了解答（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分配）。现在假定我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可为什么马克思不在这里为自己的书做一个总结呢？

这里的问题表现为：突然间引入了时间——虽说依旧是量化的、静态的、非辩证的方式。劳动价值论导向了所有关于利润率、劳动小时数以及那些有趣的变量组合的计算（这满足了马克思自己的兴趣，他对于数学与微积分的兴趣可以排在第二位）。但是突然之间，这些探究撞了墙：工作日的限制、法律对于工作日的限定、工厂法所要求的限制突然间阻碍了资本必然的扩张。

因此，我们碰到了所谓庞大的三章或不断添加进内容的部分中的第一个：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章，即讨论工作日的那一部分。这章提出了所有问题，有一些是意识形态性的——政府视察员、资产阶级官员何以能强行立法限制工作时间？这对如今以及将来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影响会是怎样？——另一些问题是实践性的，即资本家，生意人如何规避这些法律限制？他们总能规避这些法律，要不然真正的社会民主，真正的改革就将成为可能。

因此，论述必须进入一个新的论域，一个新的层面，问题和解答在这里都充满着强度：而答案（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总是临时性的）现在具有了两种伟大启示的形式。两个高潮中的第一个是赞美集体性或协作（那一时期的语言）。马克思兴高采烈地称之为“赐予资本的免费礼物”：协作劳动以辩证的方式成倍地增加了价值和产品。这当然是亚当·斯密的发现，而在这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它成了马克思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并非赋予生产以价值，而是赋予集体生产以价值；论协作的一章是《资本论》第一卷跳动的心脏。

然而，这一赞美是短命的。众所周知，辩证法即对立统一：肯定的东西同时会被揭示为否定的东西。当协作转化为机器时，这一赞美人类的原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弗兰肯斯坦所创造的怪物。我略过了那些论及巨人般技术的著名段落，马克思或许因为参观了1857年世界博览会的机器展厅而得到了灵感。然而，这一全新现象从根本上转化了整个问题。它导向一种更复杂的新的时间理论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毁灭”了过去的理论；同时又导向以下问题的新解答：即新的立法阻碍了绝对剩余价值，使之停滞。——提高生产力，强化价值生产却不延长价值生产，这一理论名为“相对剩余价值”论。

然而，辩证地看，这一本来可以让马克思总结自己著作的新解答——机器、工业技术，却导致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两难。这一两难有两种形式：首先，节省劳动的装置突然导致了劳动者（特别是童工）工作时间令人震惊的上升，这是怎么回事？

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上的反常现象，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英译第532页，中译第447页。）

节省劳动的机器本该压缩劳动者的数量；当然，它也这么做了，不过是以失业的形式这么做的。然而在这一事例中，我们的两难局面具有了另一种形式：如果价值源于劳动，假定劳动者越多，那么所生产的价值也就越多，可你们（资本家）为什么坚持压缩劳动者的数量？魁奈是这样来表述的（然而这是两难局面的第三种形式）：“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437/354）

就时间理论而言，它将遭遇一个令人吃惊的、预料不到的后果，即（在第七部分的一开头）在这里，马克思突然停了下来，给出了关于三卷《资本论》写作计划的一个全新方案，现在他将自己的表述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生产时间。在这一点上，整个过程的真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马克思将决定性地阐明他所谓“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他在同一文本脉络中称之为“绝对”规律的东西。以下是我的引用：“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798/707）当我们记起这一正式的响亮的表达——“产业后备军”——仅仅指失业者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更具戏剧意味、更容易获得的辩证悖论。它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是：增加财富和生产力的同时，不断增加失业者的数量。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评价整部《资本论》的意义了。这是一本关于失业的书：抵达《资本论》概念顶端的是以下命题，即产业资本主义一方面生产出数量巨大的资本——这种资本在潜在的意义上是无法投资的，另一方面制造出人数不断上升的失业人群：当前第三阶段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的危机可以充分证实这一情况。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推论，在正统者看来这一定令人反感。我想补充的是，资本无关乎劳动：它关乎过度劳动，非人的过长的劳动时间以及前者被限定之后童工的大量产生都是例证。资本也与这一著名的“产业后备军”相关，也就是说，与失业者相关。这里并不涉及Harry Braverman论泰勒制、劳动与垄断资本的经典著作所指向的严格意义上的劳动。然而，以下想法是错误的：历史发展已使这一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十九世纪再现变得陈腐过时：正相反，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凸显出来的资本的时刻，恰恰在未来的运动中得到了仔细地勾勒——这些空间一方面是信用和金融资本，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马克思自己关于帝国主义的描述只是简单地谈及诸如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殖民地，虽然你可以从这一论原始积累的尾声中推导出我们所谓的今日帝国主义。）

因此，我必须下这样一个结论，《资本论》并不是一本政治著作，除了建议工人组织起来之外，它关于资本的说明并没有任何政治后果。除了在第一部分举了一个假想的例子——联合起来的工人社会——之外，它并没有描绘社会主义的样子。然而，还是让我在这儿更为充分地来解释一下：马克思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动物，大概除了列宁之外，马克思所具有的杰出的政治本能与政治思考无人能及。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主义者，这是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良好的机会主义。为了改变和废除资本主义，他可以向任何可能的道路开放：联合、暴动、议会选举中获胜、回到农村公社，甚至是资本在危机中自我毁灭等等。如今每一种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社会民主派到列宁主义、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是马克思整个方案的可行的候选者，而他的议程则是随历史情境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而改变的。然而，在《资本论》里，却没有任何政治方案或是政治策略，《资本论》依然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科学而非意识形态。

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及了这些文本中的孪生性高潮，现在是时候为之提供证明了：首先是一个英雄式的高潮，它出现在我所谓《资本论》主体部分的历史终曲当中，它被概括为如下著名语句，仿佛是贝多芬音乐里的强音：“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929/831-2）这里所说的并非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在那个阶段，所有革命的可能性依然处在构想状态。有人或许只想指出，在1867年，马克思预见到了[革命的]日程表，它比十年之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提出的更为直接。他在“大纲”里仅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等到世界市场完全实现之后才可能发生。而在为马克思辩护的时候，人们或许得提醒自己，在1867年，我们正处在真正世界大战的前夜——即普法战争中两大民族资本主义的冲突，也处在巴黎公社革命的前夜，所以马克思的直觉并不是盲目的。

然而，现在我需要增加另一个选择，另一个文本的高潮，喜剧式的高潮。在这第二种《资本论》的结局中（就像一本书或一部电影设置了两种可能的结局），资本主义只是简单地瓦解了。我为你们读一下这一令人愉悦的第二种高潮：“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中译，835）

人们常常哀叹马克思主义似乎只是纯粹的经济理论，没有为合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留出足够的空间。而我却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总是附带性的。政治只应该是永远警惕的机会主义的事务，却不是任何理论或哲学的事务。在我看来，甚至当前以种种方式重新定义大众民主的努力也偏离了资本主义的本性与结构这一核心议题。永远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政治解答或政治体系；但是可以有更好的经济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需要把精力放在后一方面。

以上是我演讲的第一部分内容。接下来，我想从关于《资本论》的分析转向当代全球化问题，也是转向资本主义第三阶段，我经常也用后现代性这个名称来形容它。我们必须首先转向后现代性中的日常生活领域，也就是转向主体性构造领域以及某一尚属推测中的新的后现代主体领域。毋庸置疑，信息技术的出现——此种发展完全改造了工业生产甚至是劳动自身——必然会带来主体性的改变，主体醒着的时间完全消耗在各种类型的电脑显示器前了。

就主体性和个人经验而言，我已经描述了我们对时间的经验正被替换为对空间的经验。可事实是，我们在我们的主观意识里、在现象学的经验和生存体验里都感受着时间的存在。因此，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这种时间感却要屈从于空间的统摄？我们的问题要比柏格森主义对空间经验的批判激烈得多。柏格森的批判依赖于生命冲动里所含有的深度时间。我想，不仅是柏格森，还有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这些现代主义者都迷恋深度时间。这种迷恋实际上根源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于是造成了迟缓的乡村时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及工业化节奏共存的情况。因此我们说，后现代则是现代化的完成，是乡村的消失的结果（也即农民成为计时工人，原始农业变成农业产业）。在更充分的现代化中，工业劳动力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区分都被抹去。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都成为雇佣者，一切东西都进了购物中心，空间不过是表面的无限延展。作为时间现象的差异让位给同一性和标准化。在你们看来，我说的现象也许只是发生在这个世界的某些享有特权的地方，这正是我要表达的观点。我认为，不平衡发展在过去是由区域和民族国家体制造成的，现在则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文化自身成为不平衡发展的一个空间。这样，和全球化的联系就十分清楚了：如此辽阔的全球规模绝不可能在以帝国主义、大都市和殖民为代表的现代阶段出现，只有当殖民体系解体了，它才有了出现的条件。

但是就今天的现实而言，我们应该谈论的倒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商业，不是一般的跨国公司，而是新的巨型国际商业集团（它与列宁所考虑的在现代主义时期产生的垄断资本形式截然不同）出现所依赖的信息技术。这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话题。要是当年麦克卢汉把主体性的改变以及电脑和互联网的发明联系起来，他的观点也会完全正确，而研究媒体技术的文化工作者也就可以发明一套术语去描述身体和物体的现象学转变。对我来说，文化理论受到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不足为怪。

我们已经强调了金融资本的重要性。我们接着需要强调在电脑化时代，空间的距离是如何正被翻译为实际存在的时间的共时性的，也就是说，空间正在消除时间。投资、期货、廉价兜售国家货币、剥夺和并购，把未来打包作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这些都被最新出现的交流工具加速实现着，柏格森主义所谓具有绵延特征的时间轨迹已荡然无存。时间的停滞严重地改变了或切割了人类的经验。故事片导演肯·罗素在二十世纪指出，二十一世纪一部电影的标准长度不会超过十五分钟。他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类似的现象在大众文化里屡见不鲜，比如情节的消失就是一例。功夫电影真的不再有情节了，这已经成为电影的每分钟都用爆炸性事件添满的借口。

我将这称之为时间性的终结，一切终止于身体和此刻。值得寻找的只是一个强化的现在，它的前后时刻都不再存在。我们的历史观也受到影响。从前的社会没有一个像我们现在的社会这样，有着如此少的功能性记忆和可怜的历史感。过去的消失从长远看也意味着未来的消失。没人再相信长期的社会改变；我们鼠目寸光，我们能看到的过去不过是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的现代化道路（致富是其唯一的意义），我们所看到的未来不过是隐隐若现的自然和生态灾难。这些只是后现代性中空间统治时间造成的若干后果。

这一切和今天个人主体的转换干系重大。在后现代性第一次萌动中，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宣告了“主体的死亡”。他们看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无法和庞大的体制力量抗衡而日趋衰落，同时也看到这种个人主义体现的是具有占有欲和侵略性的自我，而把这种自我唤起的资本主义竞争如今也已衰落。我指出的后现代主体的那些特征都可以在这些过程中得到理解，即朝向现在和身体缩减的过程。身体是资产阶级文化在消耗殆尽之前的最后现实，是转变、变化和变异的最后发生地，是主体的昂扬自信的激情消退后残留的一点点心情。

在声势更为浩大的全球化浪潮里，主体性又将产生怎样的激变？现在的主体十分脆弱，一出生就失去来自家庭的、地区的甚至是民族的庇佑，连民族认同都成为困难，他们被抛掷于同样的无名的数十亿芸芸众生，在此情况下，人的生存境况不可能不发生重大变化。

回头反思令我们看到，作为第三个资本主义阶段的全球化只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烈的反殖民运动另一个面向。资本主义在前两个阶段首先建立了民族工业和市场，随后进入帝国主义和抢占殖民地时期，并迅速发展了世界经济的殖民体系。这两个时期的一个共同标志是对他者的建构。首先是各式各样的民族国家把人民分成相互竞争的群体，人们的民族认同只能建立在对外国人和民族敌人的憎恨上，而各自的身份认同则通过相互指认为他者来完成。但是不久，特别是在欧洲，民族主义迅速放弃狭隘的民族立场，允许少数族裔和操不同语言的人发展自己的民族方案。

这种渐进的扩展不可与后来的全球化相混淆。帝国主义体系是把殖民地的臣民当作他者来殖民的。种族的他者意识和充满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式的对落后的、贫弱的臣属文化的轻蔑将殖民地的人民视为前现代的人，将统治性文化和被统治文化区分开来。他者的世界体系就在作为第二个资本主义时期即帝国主义和现代性阶段建立起来了。

显然在反殖民运动中，这一切都逐渐烟消云散。臣属的他者们一向无权为自己辩护更不用说来管理自己了，现在则第一次如萨特所说用自己的声音宣告自己存在的自由。一刹那，资产阶级主体和这些从前的他者们泯然一体了，整个世界被一种新的无名所统治。现在世界上存在的不仅仅是成千上万某个国家的公民，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几十亿人。

那么这一切和政治是什么关系呢？我将以后现代政治作为我的演讲的最后话题。我要讲的都是描述性的看法，它们不是问题解决的答案，甚至也不代表我个人在这个话题上的意见和立场。既然我们一直在讨论空间，我不妨就简单提出一个看法：即，今日之世界政治皆与房地产相关。后现代政治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土地掠夺，在地区和全球范围都是如此。无论我们想到的是巴勒斯坦聚居地和难民营问题，还是原材料及其开发政策，或者生态问题（你们自己的雨林），联邦制问题、公民权和移民问题，在大都市同时也在法国简易居住大棚、巴西贫民窟和小镇上发生的中产阶级化问题，今天的一切都和土地相关。按马克思主义术语说，这一切变化归于土地的商品化和残余的封建制以及农民阶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农业、农业商业以及农场工人。

那么时间去哪了？它在我们瞬间拥挤的手机电话和短信发射中，在西雅图、东欧、胜利广场和威斯康辛的群众***的人群里。这样的时间，正如我的朋友迈克·哈特和托尼·奈格里所说的，标志着乌合之众的出现。这已不是延绵时间里的政治，而就是此刻和现在的政治。奈格里让我们看到这种时间乃是一种构成性力量而不是被构成的力量。总而言之，这种新的此刻已成为后现代性的标识，一切都停留在此刻和身体里。在这新的无处不在的空间和短暂此刻的辩证法里，历史、历史性和对历史的感觉都成为失败者。过去已经不在，未来却无法憧憬。很显然，历史的消亡为我们的政治和政治实践罩上了阴沉的暗影：我想，我的发言就只能在这里停止了。(朱羽、蒋晖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