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时说:“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1］740

这表明，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不能单纯依靠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和阶级压迫的日益加深;也不能靠揭示它如何不公平、不道德。因为一个经济制度存在这些弊端不能证明它必须被打倒，你说的美好的未来社会也没有可信的论据证明它必然会实现，劳动群众也不会为这个虚幻的“美好理想”去拼死奋斗。这样，共产主义就只能停留在无助的口头宣教上，丝毫动摇不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它完全可以用强制的或欺骗的手段消除这种宣教对它的统治的威胁。

因此，为了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了解它，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说明资本主义剥削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产生，它产生的必然性和历史作用是什么，随着它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内在矛盾的展开，它为什么必然会灭亡，并被新的生产方式替代，替代它的新的生产方式基本是怎样的。此外，还必须说明实践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建设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力量，即阶级力量在哪里。

只有阐明了这些，人们才会相信这一理论，并团结起来，为它的实现而奋斗。只有阐明了这些，才能成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信念。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变为物质的力量，共产主义理想才能从空洞的口头宣教，变为实践的纲领，从科学理论变为人们的革命行动，才能做到如恩格斯所说的“制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在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完成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理解的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恩格斯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548

《资本论》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明确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主义制度中商品生产是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商品关系又掩盖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因此，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前，必须先揭示一般商品关系的特征。为此，马克思继承并从根本上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一般作为一种特殊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

《资本论》在科学地阐明了一般商品价值关系之后，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价值生产到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这实际上就是揭示社会是怎样从一般商品价值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马克思在劳动力商品这个经济范畴上，阐明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本质，这就是少数人垄断占有了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从而只能将本人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卖给生产资料所有者，这种所有制关系就产生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用一部分时间创造出本身劳动力的价值，而资本家强迫工人做更长的劳动时间，即剩余劳动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工人创造出了超过本人劳动力价值以上的价值，即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是《资本论》这本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因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座社会大厦的最深层的根基，整个大厦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核，它的整个结构都是由这个核心生长出来的。有了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也就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和经济运动规律奠定了坚实基础。

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在这里，剩余价值是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决定性动机，也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关系:工人获得本人劳动力的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无偿占有。在这个基础上，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阶级关系，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以及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每一个个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崇高目标。但他们不同于一切其他形形色色派别的社会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它看成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的结果，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理论出发，深刻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制度和人的彻底解放，只能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靠宣扬人性、人的本质复归和人道主义实现这种道德说教和动员所能达到的。基于这种理论，导致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作用有了新的看法，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就被看作是一般国家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当然，有的国家的历史发展会有特殊性。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异化制度，看作是不合理、不公平、不道德的制度把它扔掉，应当研究肯定它存在的合规律性。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1］272，273

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贯穿的这一思想，他说:“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2］596根据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对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欲望给予了历史评价。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迫使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上从事剩余劳动。在《资本论》中他写道:“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历史存在权”，“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3］683

依据这一科学理论，可以看出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说成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这类议论不过是一种道义谴责，而不是历史的评价，这对于科学的认识和制服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与以往剥削制度的区别:它不是单纯地强制剥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而是组织雇佣工人去创造剩余价值，所以与以往剥削制度比较起来，更有利于推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101

在三卷《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和一系列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了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即财富在资产者一边积累，贫困在无产者一边积累，从而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内两大阶级的根本对立的客观基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性;揭示了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揭示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正常进行的条件，即各个部门之间必须建立必要的比例的规律，和通过货币流通来实现这一比例关系所引发的矛盾。在第三卷中，通过分析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特别是对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由于无产者贫困造成的消费基础的相对狭小的对抗性矛盾，从而揭示了生产过剩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必然性，社会生产力周期地遭到巨大破坏;最后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必将被能根除上述矛盾的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这样，人们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它的类似自然规律的运动规律以及发展趋势有了清晰的了解。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的现实。理解了它，也就知道如何对付它，由此也就能找到变革它的现实途径，也能确定实现变革的可依靠的社会力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革命性与科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革命性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这就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取得胜利的信心，使社会主义革命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形成了革命阶级的坚定的理想信仰，自愿地为其实现终身奋斗。

二、《资本论》是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

《资本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处于极重要地位，这体现在这部著作第一版序言中以下的一段话:“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101，102列宁强调指出:这一论断是《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同样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类社会运动演变的基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规律，它推动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合规律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方法论在开始时可能还被看作是一种假设，只有在它的指导下对一定的社会形态作出科学的分析，揭示了该社会的内在经济结构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才可以说得到了论证。《资本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下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建，使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再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论》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

与以往谈论一般社会不同，马克思提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概念，认为抽象的一般社会在人类历史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不存在抽象的人。单独的个人是不能生存的，个人只有与其他的个人通过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结成社会，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现实的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关系就形成一定的社会形态。从人们相互结合的社会关系上观察，就可以看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形式。

在现实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其中物质生产方面的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对物质生产关系的研究属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对象。这正是为什么马克思把最大的精力用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上的原因。正是对它的广泛深刻的研究和对现实中的社会经济关系总和的探讨，使得马克思创立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也融入《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中。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革命意义在于:在说明人类社会的运动时，它否定了把抽象的人或自然人作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核心，而是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马克思得出这个基本思想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一些人由于没有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没有社会生产关系概念，只去追求对一般社会的理解，所以他必然只能依靠用追求人的本性的实现来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把自己的研究任务规定为探寻“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针对这一点，必须突出《资本论》关于社会运动规律是自然规律的观点。把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确认为是自然规律，这就表明社会经济的运动不是人们按照符合人的本性设立的理想状态去行动的过程，而是不以人们的意识和意图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之所以称作自然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像自然界的运动规律那样“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2］33他在讲到价值规律时说，这个经济运动规律“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3］93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101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量发展材料作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揭示出一系列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规律。很明显，马克思的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自然规律的思想，与那些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的观念是根本对立的，体现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自然规律和自然史的过程这一基本思想是怎样确定的呢?列宁对此作了经典的概括，他说:“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没有社会科学。”［4］8，9列宁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的“自然史过程”观点，并深刻指出马克思这一唯物史观的科学意义，可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相媲美。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是“神造的”、不变的东西，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则是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随便改变的、完全由偶然性支配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4］10

《资本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科学的方法论的确立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因为马克思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和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井然有序地对这一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作了科学的叙述和生动的描绘，把它一目了然地展示在人们眼前。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检验的理论了;列宁作出了一个精辟的概括:“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4］10

依据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理论，马克思提出了对个人和阶级的新看法。他说:“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3］10因为，既然是一种自然史过程，那么一定的社会关系都是像自然规律一样有它存在的根据，都在历史发展环节中是必要的不能跳过的。从而在这种关系中的个人或阶级，都是由这种关系发展所必需的职能担当者，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假设发展为被证明了的原理，与社会主义发展为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同步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关键在于剩余价值的发现和剩余价值生产运动规律的阐明。恩格斯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548因此，恩格斯把《资本论》称作社会主义著作。

三、《资本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的基本的著作

当前理论界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一些人同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联手特别推崇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本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手稿》是在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初步批判后，加紧研究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后，所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已经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了深刻地揭露，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是，这里的唯物主义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也不是科学的。或者说，正在成为科学的过程中。

在《手稿》中，马克思用德国古典哲学广泛使用的异化概念，来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系列经济关系。他还谈论抽象的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因而，异化劳动成为分析资本主义一系列范畴的工具。

《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有四层含义:前三层是讲，工人的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自己，而属于非劳动者，工人反而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工人的劳动也不属于自己，反而成为反对自身的活动;工人与资本家关系的对立。最后一层是讲，这些都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前三层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现象层面的事实，最后一点是试图揭示上述现象的本质。“异化劳动现象”，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典型状态。马克思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给予痛快淋漓的揭露，是相当出色的。

所谓“异化”，在黑格尔那里，包含着一种不合理的含义。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在这里应把外在性理解为外化，理解为不应有的缺点、缺陷，”［5］548马克思用异化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各种不人道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关系采取了根本否定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观。但是，它的理论的不成熟性也表现在这里。

首先，《手稿》中，人的本质、类本质的规定还停留在抽象的人的含义中。他在《手稿》中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6］46这一概括显然是不科学的。在马克思研究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深刻理解了物质生活的生产对人类存在的决定作用后，就把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不再与人的意识相联系，而是与物质生产联系起来。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他还更明确地说:“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6］67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在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批判自己过去的看法。

在《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也是唯心史观性质的，他把它看作人的本质异化的复归，而不是看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5］120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很快就从用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来论证历史规律的谬误中摆脱出来。写作《手稿》后不久，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完全修正了他的看法，把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了。

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断然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60这就排除了仅仅进行抽象的人的研究，而把现实的人看作是出发点，并且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产生的。这就与《手稿》划清了界限。只抽象地谈人的本质，不能说明任何现实的人，也不能说明任何现实的社会，更不能说明历史的发展及其规律了。因此说，抽象的人的议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能使思想流于空泛，或者成为各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栖息地、避难所。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指出，他与马克思共同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5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7］211，212马克思恩格斯刚刚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就对用抽象的人说明历史的观点，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写道:“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6］130

这里阐明的是:人的历史，也是社会的历史，不是人的本质自我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不是人的意识所能决定的过程;而是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自然规律。正是在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像自然规律一样可以准确把握的过程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马克思把《资本论》写作的目的规定为“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个思想实际上就否定了他在《手稿》中，用异化概念来阐释资本主义各种关系，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人的自我异化及其消除的观点;主张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像自然规律一样，可以精确把握。

既然是一个自然规律过程，马克思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社会制度，把雇佣劳动视作“异化劳动”，而是把它看作人类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不经过这个阶段，就不可能进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正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以后的著作中，“异化劳动”概念就完全不再使用。在以后的著作中，虽然有时也用“异化”这个词语，但只是当作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对立关系这种特征的描述，不再是把它看为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的:从正面的考察分析，就是肯定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发生的经济规律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同时，从反面表述了它必然灭亡的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化，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日益增长，创造着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条件，使其处于逐渐灭亡的境地。恩格斯特别阐明了这一思想:“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要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的生产力。”［2］596

现在有些人执意重复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中的思想，说他们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矛盾冲突中看到的，“是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的生存条件与人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冲突，是人的自由的丧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说上面这段话“集中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堪称经典，其中的思想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并再次强调说“共产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复归，这是异化的扬弃，是人道主义的实现，它的目的是人。”［8］实际上这些看法，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一再明确表示他们已经抛弃了这些具有历史唯心主义痕迹的“糟粕”。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确定地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就表明他们已与上述错误观念彻底决裂。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认为这个制度的发展，为实现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着物质技术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一个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崇高的奋斗目标，并坚信这是历史的自然规律决定的必然趋势。正是由于把社会发展看作是自然史的过程，这也就使得共产主义运动从构建一种新社会的幻想，转变为实实在在地探讨它真正得以实现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而这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进步过程。一些人把早期的马克思主要根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与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立起来，用早期的思想贬斥后来的思想。好像马克思从重视“人”，倒退到不重视人或见物不见人了;似乎马克思讲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从追求全人类解放，倒退到只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了。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

对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他说:“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在前面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1］108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和马克思《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使马克思恩格斯对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现实途径，认识得更加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是提出解放全人类，这个目标什么时候也没有放弃。但是，马恩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实现这一点的现实途径。恩格斯曾阐述他在这方面思想的进步过程。写于1844—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曾表述过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后来，他在这部著作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自我批评说:“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仅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7］423不然，就只能是自作多情的空话。正是在这种对现实运动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把解放全人类，改为只能先解放无产阶级，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现实的发展使马克思改变了看法，不是马克思的主观偏好，改变了口号，放弃了解放全人类的目标，只是表明了他用科学代替了幻想，用实践的唯物主义代替了空想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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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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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80．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安启念．和谐马克思主义: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3)．

网络编辑：张剑

《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